昆字五行属什么？坤字五行属什么！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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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取的名称，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民族的、地域的语言和心理特征，反映民族的、地域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观念。昆明的地名有汉语地名和少数民族语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带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色彩。本文将通过有代表性的实例来作论述。

关键词

昆明地名；历史文化；民族史信息；思想和情感

昆明的汉语地名是按汉语构词模式构成的，它符合下面两个规则：第一，由于现代汉语具有双音化的倾向，昆明的汉语地名绝大部分是双音节的，少数是三个或三个以上音节的。第二，昆明的汉语地名严格按照汉语名词的结构关系构成，其关系有：并列、偏正、动宾、主谓、同位、加前缀（后缀）。少数民族语地名，在昆明地名中都是用同音或近音汉字记写的，也称为音译地名，在昆明地名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其中以彝语地名最多。如禄劝县是一个多民族的山区县，在全县总人口中，彝族人口占22%，在彝族聚居区或杂居区，甚至在现今主要是汉族的聚居区，仍保留着很多彝语地名。1980年地名普查时，全县共有3051条地名，其中彝语地名就有1290条，占43%；此外有少量其他民族语地名。

在汉语地名与少数民族语地名之间有一中间带，即汉化地名和混和地名。这一中间带较模糊。汉化地名的构成虽符合上述汉语地名构成的两个条件，但其来源是汉族把少数民族语地名转写成汉字时，尽量迁就汉族的语感而汉化来的。如昆明市区东面的“五里多”，从三音节和内部的结构关系（偏正：数量+形）来看像个汉语地名。联系该地的历史来看，却是个汉化地名，它是根据蒙古语转写成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元代著名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期间，为昆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死后被葬于昆明北郊的松花坝山上，但那里离城太远，人们就在今五里多小学的地址上建了一座纪念冢，供后人凭吊。蒙古语称坟墓为“斡耳朵”，其后谐音为“五耳朵”，再转写成“五里多”。另一种说法是，元代梁王在该地设置帐殿作为离宫，帐殿在蒙古语里称为“兀尔朵”。而“斡耳朵”和“兀尔朵”的汉字记写，只是“斡”与“兀”用字不同，读音则是相近的，所指当为同一个地方。混合地名，其结构模式是：“音译+汉语地名”，它是两种民族语成分的混合。如禄劝县的“撒营盘”，意为倒钩刺旁的兵营。“撒”是彝语，意为倒钩刺；“营盘”是汉语，兵营的旧称。这个地名是因该地在明清时期驻过军队而来的。又如官渡区的“乌撒庄”，全意为土官住的村寨。“乌撒”是彝语，为其土官之名；“庄”是汉语，意为村庄、村寨。宋代大理国时期，该地居住的是彝族（撒梅人），其祖先为滇东乌撒部落，该地后为汉族居住，名称仍沿用下来。

一、昆明地名记载的景观

1、昆明其名

从古至今，昆明的名称有：苴兰、谷昌、拓东（东京、东都或上京）、鄯阐、中庆、鸭池、昆明、春城等。下面择要简析。

“昆明”，是古代少数民族部落（或族群）称号的音译，又记写为“昆弥”、“昆?”。西汉时这一部落还处于“随畜迁徙”的游牧生活阶段，属古代氐羌人后裔中的一支。其多数形成了现在彝语支民族（彝、纳西、哈尼、傈僳、拉祜等民族），少数融入了白族。由此可以认定，“昆明”是由部落名称派生的地名。“昆明”的含义是什么？“昆”“明”二字合为“昆明”一词，在汉语中尚没有确切的解释，认定为少数民族语。其含义亦有两说：一为羌义，一为彝义。按羌义之说，“昆”为雪山，“明”或“弥”、“?”为人，全意为“雪山上的人”；因为昆明部落的祖先原居住在康藏高原，那里随处都可以见到雪山。按彝义之说，“昆明”是彝语“嘿咪”的音译。在彝语中，“嘿”为海，“咪”为地方，全意为“海边的地方”。两说都有助于人们思考。宋代宝佑二年蒙古蒙哥汗四年（1254年）置“昆明千户所”，“昆明”开始作为这里的地名，明、清两代一直沿用。民国时期的1922年正式设置昆明市。直到现在，昆明都是云南省省会，也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

“鸭池城子”，这是元代蒙古人对昆明的称呼。“鸭池”亦写作“押赤”。“鸭池”这一称呼可能原为彝语。彝语中的一个分支语——密岔语称昆明为“一期”，另一个分支语——罗罗语称昆明为“以扯”，这两个称呼的发音都与“鸭池”相近。（参见方国瑜主编《云南郡县两千年》，参考资料）而且，在昆明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中，彝族的历史最悠久。因而彝语对昆明的称呼为元代蒙古人所接受并使用，这是合于地名使用的常规的。今昆明蛛竹寺有方“圣旨碑”，是1316年立的，正面是夹杂蒙古语的汉文，其中有“云南鸭池城子玉案山笨竹寺······”一句，可作佐证。抗日战争期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罗庸教授在昆明讲学，其著作《鸭池十讲》一书，即用这个元代的地名。

再看“春城”，这是昆明的雅称。昆明属于高原地带，处于滇池盆地之中。西北一带为山岭环护，挡住寒潮热流，加上滇池的调节作用，因而四季如春，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繁茂的芳草碧树和争奇斗妍的鲜花。古往今来，都有诗文联语赞誉昆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谚语有“四季无寒暑”，这形象反映了昆明“夏无溽暑，冬不祈寒”的气候特点。我国南方一些省份有个说法：“正二三月乱穿衣。”而昆明则说：“一年到头乱穿衣”。这是对“四季无寒暑”的注脚。昆明赢得这一雅称，确实无愧。这一雅称始于何时？由何而来呢？据目前能见到的地方史料，可以说是始于清初。清初诗人王思训的《野园歌》开头四句是：“浮云渺忽春城隈，乐游谁拟姑苏台？夷光未去走麋鹿，红墙碧树鸟栖哀。”这是300多年前，用“春城”誉称昆明的首例，其后不断有诗文联语如此称呼。新中国建立后，明显的是60~70年代以来，“春城”逐渐成为昆明的代称，乃至于专称。建国初期有一则谜语，谜面是“四季无寒暑”，打我国一城市名，谜底是东北的长春。那只是字面的吻合，气候并非四季宜人。现在，当年的谜底“长春”已被昆明取而代之，只要一提到“春城”，人们就知道是指昆明。随着云南的不断发展，“春城”之称还将远播海内外。

2.地名勾划移民轨迹

现今的昆明有一大批以“卫、所、堡、营、屯、旗、官、庄、铺”等为通名的地名。如呈贡县有：广南卫、左卫、中卫、左所、马金（军）铺（堡）、倪家营、回辉营、大营、小营、五里铺等。又如昆明四个区中带“营”字的地名，粗略统计约有50多个。地名中称“官”的（今带上“营”字），如官渡区的张官营，历史上这些地方的军事首领大多是千户、百户；地名中称“旗”的（今带上“营”字），如盘龙区的宋旗营，历史上这些地方的军事首领大多是总旗、小旗。“官、旗”的军职是世袭的，所以地名前面还常常冠以该军事首领的姓氏。地名中带“屯、庄”的，如：西山区的小屯、官渡区的官庄等。这些地名，都与历代，主要是明代的屯戌移民有关。云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推行屯田制的地区之一。屯田是解决中央委派的官吏和驻军的粮食供应的重要举措。汉代兴起，元代盛行，到了明代规模更大。明王朝在云南实行卫所制度，设置20卫、3御、18所，共133个千户所。卫所的布局采取线面结构形式。在面上，卫和所大都在城镇，如云南府的前卫、广南卫、宜良所、安宁所等，其他州县的城里亦派有卫兵分驻。在线上，交通沿线和山林险要之地也都设驿递、铺舍，分兵驻守，呈现星罗棋布状。这就使得“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云南各地驻军，基本上都实行了屯田——军屯，这些军屯都有固定的戌所，军籍世代相传，官兵都有家室。设屯之处，有的是荒郊野地，于是带着军事色彩的地名应运而生。有的原来有村寨，但村寨旧名被新地名所取代。还有一些以“关、哨、汛、塘”为通名的地名也与军队驻防有关。清代实行绿营兵制，所有的镇、协、营都在一个固定地区分防地，这个地区称为汛地，委派千总、把总领兵驻守。所设关、哨、汛、塘大部在山区和边区。当时的昆明县设有4关、12哨、2汛、24塘，后来大多数成为了村寨，其名称也成为村寨名称，带着军事色彩。现在依然保留其名的如：碧鸡关、小哨、板桥（汛）、牛街庄（塘）等。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塘”与“水塘”的“塘”不同。上述地名表明，这些地方显然有军队驻防或实行过军屯制度，戌屯之处大都成为村寨。此外，有的村寨名、街巷名也呈现出移民的痕迹。村寨名中，如禄劝县的“川号子村”，该村村民系民国时期由四川迁居而来，故有此名，1950年改名为“兴发村”，寓兴旺发达之意。街巷名中，如昆明市区的浙江巷，位于华山南路，清末巷内有浙江会馆，为旅昆的浙江人居住之所。又如大富春街、小富春街，明末清初有许多江南移民在该处建盖房屋，形成的街道，以其家乡的富春江来命名，表示怀念之情。如果从上述这些地名，尤其是从其中的小地名着手，就可以探寻到历代移民的痕迹。

二、昆明地名存储的民族史信息

昆明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接触久远而广泛，影响是全面的、明显的。昆明地名中存储着这些信息。

1.地名展现民族的分布

先看区县的名称。根据这些名称的来源和含义，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汉语地名，第二类为少数民族语地名，第三类为两者兼属地名。各类地名与各民族的分布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这与各民族的历史和相互接触密切相关。据1989年底统计数，昆明全市总人口为3，510，070人，其中，汉族有3，089，511人，占88.02%：少数民族有420，559人，占11.98%。全市有少数民族40余种，世居少数民族有彝、白、苗、傣、壮、哈尼等，各少数民族均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分布于全市各地。

第一类包括4个区和1个县，即盘龙、五华、官渡、西山4区和晋宁县。汉族人口所占比例很大，为92.3%，高于全市总人口中汉族人口所占的比例。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为7.7%，低于全市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主要聚居于市区的顺城街、金牛街，官渡区阿拉彝族乡，西山区沙朗乡，晋宁县若干民族乡等地。

第二类包括4个县，即呈贡、禄劝、嵩明、路南4县。呈贡、禄劝、路南之名均来自彝语，嵩明是少数民族部落称号派生的地名。少数民族人口在这4个县的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17.15%，高于全市总人口中少数民族所占的比例，更高于第一类中少数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特别是其中的路南和禄劝，少数民族在该县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1.2%和29.5%。在这4个县中，少数民族分布广泛，聚居地区多。

第三类包括3个县，即安宁、富民、宜良。其名称的来源和含义，既可以属少数民族语，也可以属汉语。少数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布情况介于第一、二类之间。

再看乡镇、村寨的名称。在这个范围内，少数民族语地名更多，其中特别是彝语地名最多，分布最广，仅次于汉语地名。如含“甸”字的地名，主要来自彝语，很多出现在彝族聚居区。“甸”意为山区的平地，在我国西南地区，包括山间盆地、谷地、山顶、山腰、山麓、河畔等较为平缓的地形，只要有平地，不论其大小，这样的地方，彝语支民族都称之为“甸”，这是由他们的语言属性决定的。如：西山区的后甸、呈贡的七甸、富民的小甸、宜良的草甸、安宁的禹龙甸等。地名中含“迤、矣、邑、雨、笼、弄、鲁、碌、罗、乐、糯、则、黑”等字的，一般是彝族地名。这与彝族密切相关。在昆明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中，彝族的历史最长、人口最多（居第一位，约占2/3），分布最广，其先民很早就在滇池周围生息繁衍，历经沧桑，形成今天的分布格局：主要聚居在路南、禄劝两县，以及晋宁、西山、夯宜良、官渡、富民等县（区）的8个民族乡。透过地名，就可以看到这种分布格局。

2.地名显示民族的迁徒

有些地名的变化，能够说明某些民族的迁徙情况。

先看区县的名称。如富民，该地西汉置秦臧县，唐代天宝中人南诏称为黎灢州，宋代人大理国称为黎囊臧甸。“黎囊甸”是彝语，意为“内外有水流的坝子”。元代至元四年（1267年）设黎囊千户，汉字写作“黎阳”，属彝语的音译。至元十二年（1275年）置富民县。“富民”一词是汉语，康熙《富民县志》云：“以境内尚觉富庶，一年两熟，故以富民称之”。这种变化可以说明该地最早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少数民族中，彝族有着重要作用。后来汉族大量移人，使得该地的人口数量、民族构成等都发生了变化。

在乡镇、村寨的名称中，与此类似的实例就更为多见。如官度区的子君彝族乡，因乡政府驻子君村而得名。子君村彝语称“泥召卡”，意为凤凰村。1950年改名子君村。子君为彝族的一个支系，源于古代滇东南乌蛮27部所属西摩徒部落，该部落又称为白杞国，在今天的澄江县一带，因发生战乱，一部分移居滇池畔，即今子君人。子君人的语言服饰已改同汉族。又如西山区的妥排，在明代沐英当政时期，沐英示意下属对彝族要妥善安排，后即称该地为“妥排”。该地杨姓原系白族，因长期与彝族杂居，一部分已融合于彝族之中。再如嵩明县的回回村，据《嵩明州志》记载：“清光绪时此村名回回村，是回族聚居村”。后改名“回辉村”。还有安宁县的雁塔村，该村马姓祖坟碑文记述：祖宗“也池花马”系元代武官，为蒙古族。该村取“远方飞来的大雁”之意得名，这是蒙古族村名。

根据地名可以推究各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情况，有些地名可以印证各民族之间相互接触和影响的历史。

三、昆明地名表现的思想和情感

1.显现的社会思想政治观念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统治思想和社会政治观念，这些会在地名中反映出来。

五华区的顺城街，是条老街，也是市区回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旧时俗称“回子街”，把回族称为“回子”带有侮辱之意。还有长春路，民国时期因绥靖公署设于该地而称为“绥靖路”。“绥靖”的意思是保持地方平静。旧时的统治者常用“绥靖”掩饰其镇压各族人民的行径。再如宜良县的化鱼村，1921年以前称为“化夷村”，“夷”指少数民族，有歧视少数民族的含义。这些地名反映出历代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不是实行镇压，就是采取抚绥的怀柔政策。新中国建立后，各民族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因此，取消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称呼，把这些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地名改了过来。

现今的塘子巷、金碧路、拓东路一带，清代曾叫做“洋人塘”。19世纪末，英、法帝国主义者在强行打开云南大门之后，为了适应其在东方的战略需要，加紧了对云南的侵略。1910年，法国为侵略我国而修建的滇越铁路通车，云南路段直达昆明塘子巷。当局把塘子巷、金碧路、拓东路一带开辟为商埠，帝国主义势力长驱直入，又使这片闹市染上了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这一带到处洋货充斥，洋人机构林立，如法国邮政局，法、美、英、日等国的仓库，洋酒店、洋旅馆等。法国领事馆还在这一带布署了警察，使这一带俨然成了一个变相的租界。昆明的民众就把这一带叫做“洋人塘”。又如市区北面的莲花池畔，有一草木繁茂、清静幽雅的休憩之地——商山，却为英国人所有。昆明的民众就把该地叫做“英国花园”。这都表露出当时人们的看法。

再看五华区洪化桥的名称。清初吴三桂镇守昆明时，其府第名为“平西王府”。后吴三桂起兵反清，称帝于湖南衡阳，国号“周”。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璠继承王位，改国号为“洪化”，把“平西王府”改为“洪化府”。府旁一座无名小石桥也因此得名“洪化桥”，一条甬道则以桥名为其名。世人讨厌这个名称，后改称“承华圃”。这反映出封建统治者常常用自己的吉祥字号给一些地方命名或篡改地名，为自己树碑立传。

与此相反，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后人为表示纪念，常常用来作为地名。如盘龙区护国路的名称与护国运动有关。民国八年（1919年），为纪念护国运动，在市区明代砖城的东南隅增辟新城门一座，取名护国门，俗称小南门。又将白鹤桥改名护国桥。在城门之处立碑一方，由著名人士袁家谷撰《云南城护国门碑记》，著名书法家陈荣昌书写，碑文云：“······名曰护国，将以表一省任事之艰，祝民国万年之福也。”后再将附近的绣衣街和白鹤桥（街）合在一起，统称护国路。

历史上对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后人往往用他们的姓名来作地名以表示纪念。如五华区的黄公东街和黄公西街。黄公毓英，字子和，云南会泽人。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后回昆明参加蔡锷等人领导的辛亥（1911年）“重九起义”，率兵作战，立下功绩，血洒疆场时年仅28岁。为表彰其功绩，云南军政府谥为“武毅”，蔡愕撰写《黄武毅公墓志铭》。后将尽忠寺改名黄公祠，寺旁的两条街改称为黄公东街和黄公西街。

反映思想观念的。如昆明市区翠湖南面的中和巷。“中和”之意在于：人的修养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就能产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神秘效果。现巷口有副对联：“同心同德奔四化，不偏不倚致中和”。赋予“中和”以新时代的含意。又如无逸里，以《书经》的篇名命名，有劝勉之意。再如德馨巷，形成于民国初年，文人以“有知识、有见识的文人，应成为社会崇高道德的传播者”之意命名。其他如：致和巷、财盛巷、光宗巷、节孝巷等。

2.体现意愿和感情

思安和祈福是人民的最大意愿。如区县名中的“晋宁”寓“安宁太平”之意。办事处、乡镇、村寨名称，特别是街巷名称中带有“福、寿、泰、安、和、平、清、明”等字的相当多。

（1）希望征服自然灾害。在昆明市区的盘龙江边有条金牛街，相传是铜犴（俗称铜牛、金牛）镇伏水妖的地方。“犴”即二十八宿中的井宿，“铜犴镇水”是我国古代的风俗。古代盘龙江水经常泛滥成灾，该地的民众于是铸一铜犴以镇水妖，消除水患。铜犴置于江边的宿祠内，该祠俗称金牛寺。清代形成街道后，就以该祠的俗名为街名。又如官渡区的雨龙村，最初建于明代，村名因村内古碑文中“雨龙山丘”之语而得，意在企盼“龙来行雨，五谷丰登”。再如市区北郊的雾雨大桥，相传在清代该地长期干旱，官员到附近的黑龙宫求雨返回，经过这座桥时，突然天降大雨，于是称此桥为雾雨大桥。

（2）渴求安居乐业。在市区翠湖公园北面，有条竹安巷。该地早年是一片竹林，无人居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昆明市区狂轰滥炸，附近的居民就到竹林中躲藏。由于竹林茂密，敌机难于发现人群，此地也就没有遭到轰炸。人们则认为竹林是吉祥之地，纷纷到该地建房居住，并形成了一条巷，取名“竹安巷”，寓“竹报平安”之意。又如晋宁县的福安村，原名黄土坡，明代末年的战乱之后，村民根据“居之安，平为福”的意思改为今名。再如呈贡县的常乐村，明代中期建村时只有三家人，称为三家村（今为别名）。昔时常遭匪患，清代初年人家增多，已无匪患，于是改名为常乐村，寓“常久安乐”之意。“金汁、银汁、玉川、云瑞、吉祥、幸福、如意”等地名，表现出对幸福生活的渴求。

3.呈现的宗教色彩

西山区的观音山，是以“观音”命名的。从南诏大理时期直到现在，观音菩萨历来是云南民众顶礼膜拜的主神。民众把气候的好坏、谷物的丰歉，以及疾病、灾难和生育都附会于观音菩萨，使观音菩萨具有原始宗教中气候神、谷物神和生殖神等的多种功能，明显反映出佛教神阺地方化和民族化的特色。昆明地区的汉、白、彝等族对其特别崇拜，每年都要举办各种观音庙会，祈求人口繁衍、风调雨顺、谷物丰产、地方太平。昆明城郊彝汉民族的观音庙会，别具特色，人们称之为“求子讨娃庙会”。不论城镇和乡村，都建盖有不同规模的观音寺、观音阁、观音庙，许多池塘、山岗亦以观音命名。观音山是这些地名中比较著名的。在市区，以祠、寺、庙、庵等得名的街路巷道有一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佛教色彩的。如圆通街，因圆通寺而得名。圆通寺最初见于唐代南诏中期，名补陀罗寺，元代在其旧址旁建圆通东巷古刹。寺前形成的街就称圆通街。现在附近还有圆通东巷、圆通西巷、圆通山、圆通大桥。此类还有弥勒寺、东寺街、西寺巷、武成路等。第二类是有道教色彩的。如西岳庙，系道观，五岳庙之一。50年代后发展为居民区，就以庙名为地名。此类还有天君殿巷等。第三类是有其他宗教色彩的。如翠湖公园南面的三阳巷，巷名的来历，主要有两说。其中一说与“三阳教”有关。巷中原来住着信奉“三阳教”的人家，所以用“三阳”为巷名。在两郊区和8个县中，带有宗教色彩的地名也相当多，如：金殿、玉皇阁、铁峰庵、白马庙、三教堂（富民县居民点，“三教”指“儒、佛、道”）等。若全面系统地考察这些地名，可以获得历史上宗教流派、活动和分布等的线索。

总之，通过对昆明地名文化蕴藉的揭示，可以充分肯定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内容。能够为语言、民族、民俗、历史、地理、考古、旅游等的研究，提供大量的材料和珍贵的线索。

作者：张映庚

来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邹怡思

校对：李春燕

审订：汪依婷

责编：甄艺涵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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