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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古垂后，本立道生

许慎与《说文解字》

文丨张祎昀

放眼世界文字之林，汉字既是唯一存活至今的古老自源文字，也是唯一不断走向完善的表意文字体系。在这旺盛的生命力背后，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伴随着二者的生息，汉字才能不断发展。在汉字发展的历程中，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古文字与隶书、楷书等今文字，在字形与构造意图上存在很大差异。古老文字与后世文字之间如何沟通？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与历史信息又怎样传承？这就需要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便是为此而生。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他认识到文字具有“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重要作用，因而撰作《说文》，希望通过汉字的系统整理与说解，立文字之本以生文化之道。《说文》作为“小学实主中之主”，“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中国文字学的里程碑；即使放到世界范围看，《说文》明确的理论意识、巨大的历史影响，在同时期的语言学著作中亦属罕见。这样一部奇书是如何诞生的？其影响又为何长盛不衰？这不光要从《说文》内部寻找答案，还要先走近它的作者“字圣”许慎。

早年志向与学术渊源

宅此汝濒，敢涉圣门

许慎的生卒年不详，至今仍有争议，本文从张震泽《许慎年谱》之说，定为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汉桓帝建和二年（148）。

《后汉书》对许慎家世的记载有限，仅“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一句，在《说文·叙》中有更详细的追述：“曾曾小子，祖自炎神……俾侯于许，世祚遗灵。自彼徂召，宅此汝濒。”结合二者可知，许慎将自己的祖先远绍于神农炎帝，近系于西周所封之许国。许国亡国之后，宗室流徙，有一支族裔定居在汝水之滨、召陵地方。但在此之后，许慎没有再叙述自己家世的显赫，他本人也未获得过爵位；其子许冲爵至公乘，尚不能免除吏民之徭役，仍属低爵。由此推测，召陵许氏仅是寒门，许慎是家中三子，并无特殊的物质条件。

许慎画像

得益于发达的官、私学校体系，许慎在家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汉代十分重视民间基础教育，在普通乡村都设有“小学”，以供儿童农闲时就学；又尤其重视文字的普及与规范：自汉初便要求学童掌握数千字才能胜任基层文书工作，吏民上书陈情，若书写不够规范，还会受到检举。与此相应的，是汉代民间识字率与文化都达到相当水平，大大促进了钻研经典、求学问道的风气。许慎自然也不例外，在《说文·叙》中，他说自己“窃仰景行，敢涉圣门”，即在早年就已确定了研习儒经的志向。

许慎16岁时，也就是东汉建初八年（83），章帝下诏，命群儒选拔高材生，教授《左传》《穀梁传》《古文尚书》《毛诗》等经典，以扶持绝学、广搜异义。正是借此机会，许慎得以在次年去往洛阳，追随贾逵继续深造。来到京城，许慎置身于东汉学术潮流的最前端，感受不同经学流派的碰撞与交融，并且从中溯源返本，开启写作《说文》的路途。

从逵问学，修学好古

汉代的显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自武帝设置“五经博士”以来，这便成为了学者参与政治的仕进之途。经学内部又分为今文、古文两大流派，有着各自的传承。面对秦朝之燔灭经籍，儒家保存经典的方式有两种途径：其一是记忆背诵、口耳相传；其二是于墙壁、地下等处藏匿经书。入汉以后，前者将口传的内容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形成了今文经学传统；后者则经由发掘、献书等途径重见天壤，以古文字的面貌呈现出来，是为古文经学传统。

不难想见，古文字记录的经书难认难懂、整理缓慢，因此最早立为博士的，都是当时较为成熟的今文经学家，这必然导致学术话语权的争端。就在许慎进京之前，章帝在白虎观召集儒者，展开了一场经学大讨论，使得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地位大大提升。而在这场讨论中独领风骚的，就是许慎的老师贾逵。贾逵字景伯，是贾谊的九世孙，他从小就生长在太学中，勤学好问，时人谓之“问事不休贾长头”。贾逵是古文经学传承谱系中的重要枢纽：其父贾徽博采诸家，集古文经学学说于一身，而贾逵又“悉传父业”，并在太学教授不辍。此外，贾逵治学并不限于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也十分熟悉，且擅长作文。因而贾逵能在经学论争中发挥极强的战斗力，成为学派领袖，“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

在贾逵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广博宏通的“通人”气象，这是古文学派治学的一大特点。汉代的王充在《论衡》中论述道：“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儒生的学风与通人相对，指的正是专守一经的今文经学家法。那么，古文经学如何能在不同经典中畅通无碍呢？这根本上还是由于其独特的治学方法。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古文学派治经需要从准确识读、解释文字开始，所以与任意发挥的今文学派不同，他们更加重视客观的语言文字基础，形成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学风。经书文本由汉字记载，一旦正确解读字词，就能够一步步推及文意、经意，从而驳斥牵强附会之说。这种方法对于任何经典都是有效的，所以古文学派能够从校正、注释经籍出发，一步步占领学术阵地，最终形成融会贯通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慎来到贾逵身边，执贽问学。由于在家乡时对今文经学已有钻研，他很快便适应了经学研究的环境，系统地学习起古文经学的方法和学说。

师生情谊与《说文》成书

草拟字书，驳斥谬说

自17岁入都起，五六年过去了，洛阳丰富便捷的学术资源催化着许慎的成长，他逐渐成为一名兼通古今文的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他既惊叹于通过文字解经的普适性，又逐渐察觉到，汉字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汉字发展到隶书阶段，象物性远不如古文字明显，许多原本的象形构件，甚至因笔画的方折变化而趋同易混，大大增加了误认、误解的可能。再加上汉人对文字的普遍重视，便产生了大量仅凭隶书字形说解汉字、附会己意的现象。许慎在《说文·叙》中描述了这种乱象：

壁中书……《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可见，虽然已经有古文经典、金石铭文等古文字的实物传世，但当时的学者并未完全接受这些难懂的文字，还认定隶书代代相传，就是仓颉所造的汉字。而依据隶书解说文字，就会闹出许多笑话，如下表：

今天看来，这些错误说解或许都像“滑为水之骨，坡乃土之皮”一样滑稽，但在许慎的时代却事关重大。汉代朝野都偏信阴阳灾异、感应谶纬等学说，因“刘秀当为天子”之谶而中兴的东汉更是如此。汉字解释的任意性，恰恰契合谶纬制造预言与应验的模式，更容易被利用来干涉政治。并且，在上面的例子中，已经出现了因不能正确解释汉字而误解法条、将童蒙字书的内容附会到历史叙事上的现象，这都会直接扰乱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种种乱象背后是名实关系的动摇与混淆。汉字本是文明进步、社会分工的标志，是通过概念映射外部世界的符号系统，如果胡乱解说汉字、打乱名与实的对应关系，就必将面临“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的混乱局面。正是看到任意解字蕴含的巨大破坏力，许慎才感到，必须在最根本的汉字说解领域确定标准、拨乱反正，于是决定草拟一部字书，“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这便是《说文解字》诞生的契机。

得睹秘藏，撰成《说文》

尽管批评了胡乱解字的乱象，但如何保证自己的解释不是另一种的谬说，成了摆在许慎面前的首要问题。不过，在数年的古学熏陶中，许慎也已摸索出救治此病的方法：“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说文·叙》）他认为，当时说解文字的主观性，主要源于缺乏“通学”的视野与“字例之条”的理念。而这恰恰是古文学派最擅长的两个方面：“通学”对应着经典文献语言的系统性，“字例之条”对应着汉字本身的系统性，二者互证，便能构成汉字说解中本体与功能相结合的系统性。在这个系统之中，就能够保证每一个具体的汉字都具有稳固的位置，并与周围的汉字形成关联。正如黄侃所说：“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当许慎具备了系统的观念之后，他的文字研究便渐渐脱离了经学之工具的附庸地位，迈向了汉字理论研究的领域，这是极为超前的创见。

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许慎踏上了漫长的写作之路，他渊博的积累和敏锐的语感都预示着这部字书的成功。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写作字书的必要条件是尽量占有古今文字与文献材料，但东汉图书仍然较为珍贵，大多秘藏不宣。作为游学京城的学子，许慎一时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汉和帝永元八年（96），是年许慎29岁，贾逵受到重用，“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甚见信用”。贾逵被安排兼管的“秘书近署”，就是东汉皇家的大图书馆。对于古文学派学者而言，管理、校读皇家藏书是一项代代相承的使命与殊荣，前有刘向、刘歆父子，后有贾逵、班固、许慎、马融等重要学者，都曾校理秘书。跟随着老师的荣升，许慎第一次踏进了东汉王朝的图书宝库，参与了东观藏书的校读，从而见到了大量经典、文字材料，扩充了对文献语义的储备，并对汉字形意结合的原理有了深刻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他每遇到疑问，便向贾逵请教，在今本《说文》中留下了17条尊称“贾侍中说”的印证，可见师生情谊之笃。

东观藏书的开放有力推进了许慎的写作进程，在短短4年后，《说文》的草稿便已撰成。许慎兴奋地在书后写道：“广业甄微，学士知方。探啧索隐，厥谊可传。粤在永元，困顿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从中可知，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将对学者阅读经典产生极大帮助，补全了经学研究基础领域的空白，可以说是一部传世之作。因而，许慎特别挑选了永元十二年（100）正月朔日，也就是元旦这一天写下后记，巧合的是，这一年也恰是公元100年。但是，这部历经10年草创的稿本，还没有来得及审定上奏，便被一场意外打断。次年，恩师贾逵匆匆辞世，享年71岁，游学拜师、没有正式官职的许慎，不得不就此离京返乡，暂且结束了集中写作《说文》的时期。

仕宦经历与《说文》定稿

校书东观，五经无双

古代士人道术多途，大体则曰仕隐二端，许慎34岁离京，最终走上仕宦之路。这或许是因为，此时正是汉安帝统治的鼎盛时期，政治清明、国力强盛，正在缔造“永元之隆”的盛世，在这样的背景下追求出仕、一展抱负，是很自然的选择。

许慎虽然离开了洛阳，但并不落寞，甫一回乡，便被汝南太守张敏署为郡功曹。据应劭《汉官仪》记载：“督邮、功曹，郡之极位。”督邮是一郡之内的监察长官，功曹则负责人事举荐并有教化风气之任，这两个职位在太守之下，占据着州郡极高的地位。许慎的德行与能力都广为人知，担任郡功曹自是名实相符，他“奉上以笃义，率下以恭宽”，在3年后便因优异的表现而被举为孝廉。在东汉的选官制度中，举孝廉是由地方向中央输送人才的通道，也是获得正式官职的必由之路。据许冲《进说文表》称“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可知，许慎随即被名臣张禹辟为太尉府属官，后领南阁祭酒，即执掌太尉府文书档案的主官。在太尉府工作的6年里，许慎也始终没有忘记研治文字、发明典籍的初心，不仅没有放下《说文》的校定，还写下了如今已经失传的《淮南鸿烈间诂》《楚辞注》等注释作品。

许慎的坚持与苦心最终获得了回报，在他43岁时，邓太后下诏，开启了新一轮的东观藏书校读。许慎再一次踏入皇家书库的大门，不同的是，此时他已经继承了恩师贾逵的志业，从追随者变为了引领者。还有许多著名学者也参与了此次校书，他们无不为许慎的学识而感到赞叹，比如日后成为郑玄老师的马融，便“常推敬之”。当然，不同经本的互校亦势必引发新的学术论争，这也给许慎打开了新的视野，从而写下了综观五经文献、评论今古异同的《五经异义》。这部经学平议著作“援古今百家，皆举五经先师遗说”，“典礼之闳达，名物之章明，学者循是而讨论焉”，以博通精深、系统条贯的面貌力压群雄，为当时学者所宗，并给许慎带来了“五经无双许叔重”的美誉。

许慎的影响力在撰成《五经异义》后达到顶峰，成为东观学者中的一流人物，这也为他修正、传扬《说文》提供了有利条件。据《进说文表》记载，许慎以《说文》“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此后学者在注释经典时也会参考、引用《说文》（如郑玄三礼注），可见其流布之状。不过，此时许慎还没有直接将书稿上奏，他还需要时间做最后的定稿工作。

还家隐居，成就《说文》

自再入东观校书过去了八九年，在此期间，国家在外戚干政之下又渐渐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即使如此，当权者也并未寻求改变。许慎的好友马融，就因数年前进谏触怒外戚邓氏，而被禁锢于东观不得升迁，这使得他虽然身在内府，却也能切身感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化。

汉安帝元初六年（119），许慎52岁，“春二月乙巳，京师及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全国发生如此严重的大地震，灾后处置与恢复便成为当务之急。于是汉安帝下诏，由京城各府选拔能力突出、能够与民休息的办事官员，去填补地方上令、长、尉、丞等空缺，许慎是被太尉府选中的五人之一。从京城受选擢到地方，是东汉官员培养成熟的标志，但或许是厌倦了繁杂的政务与人事往来，许慎却没有接受任命，于同年称病还乡，从此隐居召陵30年。

远离政治与经学斗争的漩涡，许慎终于能够专心完成《说文》最后的定稿工作。两年后，十五卷《说文》撰成，许慎命儿子许冲代为进献，在《进说文表》中这样写道：

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这段话追述了《说文》的撰述背景、目标与成书过程，将文字放到了认识世界、传承文化的根本位置上，以之串联起从经典文献到日用杂物的天地万象，可以说既是汉字汉语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又是东汉精神气象的写照。因此，《说文》自然受到了重视，得以入藏官方书库，并列于许慎曾经校读过的那些典籍之间。《说文》历经30年终于成书，许慎的学术与思想亦臻于成熟。了却宏愿后，他便潜心在家乡授徒传学，不再过问政事。据史籍碑志记载，许慎晚年的学生中，还有从无锡、牂牁（今贵州省贵阳市附近）远道而来的高彪、尹珍等人，可见其声名不减当年。

汉桓帝建和二年（148），许慎卒于家中，享年81岁。在他身后，只留下了《后汉书》85字的短短记载，《说文》这部奇书含藏的千载之秘，还有待后人发掘。

《说文解字》：汉字文明史上的不朽丰碑

《说文》凝结了许慎毕生心血，但由于不是直接的经学著作，《说文》在许君殁后产生的影响尚不如《五经异义》，在字书之外的领域回音寥寥。但当经学的时潮退去，《说文》这样基于语言文字客观事实的作品，才显现出恒久的价值，成为汉字文明史中承上启下的不朽丰碑。

自唐代李阳冰刊定《说文》开始，历经宋代徐铉、徐锴、李涛等人编校注解，至明代毛氏汲古阁印行大字本，《说文》代代传承，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进入清代，在回归经典、注重朴学的思潮下，“《说文》学”陡然崛起，著名学者王鸣盛的评价可以代表《说文》在清人心中的地位：

文字当以许氏为宗。然必先究文字，后通训诂，故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

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结期与巅峰期，《说文》研究又是清代学术的重镇，在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等大家引领下，涌现出了数百部专门著作，蔚为壮观。“《说文》学”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字学，其影响至今不断，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说文》一书深刻解析了汉字的基因，对于汉字文明的成立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

《说文解字》与汉字构形理论

《说文》取材于许慎所见的文字材料，基本能够覆盖秦汉时期的古今文字。其收字以小篆为主，在小篆字头下间或收入古文、籀文等其他字形（称为“重文”），其中小篆字头9353个，重文1163个，共10516个字形。面对体量这么庞大的汉字，该从何入手理其端绪？又该怎样统一地分析、安排繁杂的字形？从中又能得到关于汉字本体的什么认识？这都是前人从未面对过的问题。

许慎认为，分析汉字的理据就藏在它生长的年轮中。《说文·叙》这样描述汉字发展的大势：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追溯到汉字初起的传说时代，文字的产生是为了记录世间万物与社会生活，最早的字符便是以单独形体描绘事象的象形字；随着时代的进展、事物的增繁，许多复杂概念已不能直接图画，结合多个字符，或表形意、或示声音，便造出了新的合体字，文字就像和合孳生一般具有了无限的能产性。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以有象而可说、字因其合而可解，这也是“说文解字”命意所在。

明白了汉字生成的模式，许慎便采用六书、设计部首，实证地分析、编排汉字。“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是上古学童启蒙所学的识字方法，但细目未具，许慎最早地详细阐释了六书条例：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使用六书分析，可以将复杂的汉字拆分成负担不同功能的构件，并由此解释整字的构造意图，理解其表达的词义；同时，又有不能拆分的独体字作为汉字构形的基底，提供着鉴别字形字意分析是否合理的标准。这样一来，个体的汉字之意可得而说，整体的汉字体系也得以建构。在分析中，自然会涌现出一批表意能力强、构字能量高的构件，它们能够串起大量汉字，实现物象与意义的聚合，正如人所聚居的部落—— 一批字便称一部，它们共同具有的构件便是部首：

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

通过部首统辖，原本杂乱无章的汉字变得条理分明，在字形聚合的统辖下，形成了一条条明晰的构意路径，向上可以联系形意生成的源头，向下可以随需制造新的字符。

就这样，《说文》通过两项顶层设计，系统地贮存、整理了小篆字形，并第一次描写了汉字的构形体系。据测查，《说文》中的所有汉字可由1937个不重复的基础构件组成，其中1923个为《说文》正篆，占99.28%，较此前、此后未经整理的汉字体系都更为严密自洽。同时，《说文》所收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在87%以上，已经能够反映汉字发展至今以形声为优势构形模式的特点。这都说明，许慎对汉字的分析及系统编排都有效地反映了汉字本体的特点，充分证明了古文字阶段汉字构形系统建构的成功。因此，《说文》成为了一座立于汉字发展节点的里程碑，对后世的字典编纂、文字规范、文字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说文解字》与汉字文化图景

从本体上确定了汉字可以一以贯之地合理分析之后，对汉字文化图景的描绘便成为了可能。前文提到，许慎在《说文·叙》中立下“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万物咸睹，靡不兼载”的宏愿，不仅要对汉字构形、构意进行系统的解释，更要以汉字映射万物，以汉字反映天地间的人文秩序。那么，许慎是如何“理群类”以至“万物咸睹”的呢？

首先，许慎为《说文》设定了两个端点，以之表征生生不息之理。“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毕终于亥，知化穷冥。”“一”与“亥”分别是《说文》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

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卷一上·一部）

亥，荄也。十月微阳起接盛阴。从二。二、古文上字也。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怀子咳咳之形……亥而生子，复从一起。（卷十四下·亥部）

“一”是最为简单的汉字，也有最先、最初的意思，恰恰代表了天地万物的初始状态，是大道生成一切的征兆。而“亥”则是十二地支的最后一位，许慎将它解释为“荄”，即草木之根；同时，古人常将“亥”解释为“阖”、“核”（含藏）等义。这些解释并不矛盾，因为根源处既是天地万物的归宿，又是全新生成过程的起点，所以许慎将“亥”字的字形解释为夫妇生子的形象，以生命的承继象征万物的生生不息。这样一来，两个字便完成了《说文》整体的闭环，使其中的汉字不再是单一的线性序列，而是形成了首尾相连的循环结构。

其次，许慎通过部首的设立与系联，在生生之道下搭建起“天—人—地”的世界框架。《说文》部首体系建构的原则是“据形系联”，根据构形、构意系联得到的部首图谱中，形成了一个个物类的聚合，在这些聚合里，有三个明显的节点：“一（天）”“人”“二（土）”。

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卷一·一部）

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象臂胫之形。（卷八·人部）

二，地之数也。从偶一。（卷十三·二部）

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卷十三·土部）

显而易见，“一”与“天”处在全书的开头，“人”处在中间、而“二”“土”被安排在末尾，正构成了典型的天人关系图式：天之生成在上、地之化育在下、人之赞助在中。这种主动的安排，也可以在《说文》的其他说解中找到印证，如：“三，天、地、人之道也。于文一耦二为三，成数也。”“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对“三”与“王”的说解，正说明许慎通过部首编排建构天人框架、反映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动性。在这一框架下，世间的万物便经由汉字对号入座、秩序井然。

最后，许慎通过辖字顺序的排列，在部首内部复现了具体自然、人文事象的条理。《说文》之中记载了万事万物，却并非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通过汉字的顺序表彰事物及相关概念的结构。在部首中，大体可以分为自然与人事两类，二者有着不同编排原则。我们以《水部》《口部》为例归纳如下：

自然类以水部为例，468个以“水”为部首的汉字，大致按以下顺序出现：①各种江河湖海的名称，如 “涪”“潼”“浙”“滇”等；②水流的状态样貌，如“洪”“洚”“涓”“混”等；③水中、水边的沙石陆地，如“沙”“濑”“浦”“沚”等；④人造的水道，如“沟”“渠”“决（決）”“沃”等；⑤与水相关的运动，如“渡”“泳”“潜”“泛”等；⑥降水与干涸等现象，如“溟”“澍”“涸”“消”等；⑦人对水的处理行为，如“汤”“溢”“涤”“沐”等；⑧其他与水相关的汉字，如“汗”“泣”“漏（计时器）”“澒（水银）”等。

人事类以口部为例，180个以“口”为部首的汉字，排列如下：①口部与口部动作，如“吻”“喉”“吞”“嗌”等；②儿童的啼哭言笑，如“呱”“啾”“?（小儿有知）”“咳（小儿笑）”等；③进食相关汉字，如“啜”“噬”“含”“哺”等；④气息言语相关汉字，如“喘”“啍”“名”“问”等；⑤气息言语之病，如“吝”“哀”“”“嗼（“嗼”即“寂寞”，人死而寂静无声）等；⑥动物口部相关汉字，如“吠”“啄”“唬”“呦（鹿鸣）”等。

可以看到，自然类汉字编排由物及人，《说文》先列与自然物本体相关的汉字、次及类似的事物、再及人造物或人的行为、最后是其他相关事物；人事类汉字则由人及物，先是与人相关种种事物（其中又有人的生命周期、褒贬等次序），后出非人的相关字词。这两种编排原则，分别符合对于自然与人事的认识顺序，实事求是地将汉字所反映的世间万象组织了起来。

此外，《说文》中也保留了汉代人文思潮的痕迹，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汉代思想。如设立540部，可以分解为6×9×10的因数，其中6是阴向阳转变之数、9是阳向阴转变之数、10则是完具的成数，这是为了符合阴阳和合、完整和谐的术数逻辑。又如《说文》对于数字、天干地支的代表字都有特殊的人文说解，还将其中一些设立为没有辖字的光杆部首（如上文提到的“亥”“三”两字），也是为了凸显它们在思想文化上的特殊性。

经过如上编排，《说文》内部便通过汉字反映了一整套关于大道生生、天人合一、万物关联的人文世界体系。任何外在事物都可以通过汉字在这个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与周围事物发生广泛的关联，汉字、概念、事物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便是许慎通过汉字看到的文化世界，因而《说文》也是汉字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揭明了《说文》所展现的宏观汉字文化图景，便能够更深刻地感受汉字与中华文明的血肉联系。把握了总体的科学原则、文化精神，具体汉字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自然也可以通过《说文》解析，而且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在此便不再赘述了。

结语

许慎及其《说文解字》，是汉字与中华文明伴行而催生的奇人与奇书，其影响是深远而历久弥新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说文》在具体的字形、说解与体例上仍有缺陷，特别是古文字学兴盛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更加古老的汉字字形修正《说文》的疏失。但是，《说文》对汉字发展趋势的超前判断、对汉字构形体系的构建证实、对汉字构形分析方法的创建，价值都远远超越了个别疏误，自是瑕不掩瑜。正因如此，后人最终确定了许慎的“字圣”地位，并通过建立许慎文化园、举办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等方式，纪念这位冠绝古今的文字学家。而《说文》也在不断融入当今时代，通过信息化等媒介手段，继续发挥着其对汉字研究的指导性价值。

（本文注释已略去）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2年第4期

封面专题“汉字的前世今生”

作者简介

张祎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2021级博士研究生，训诂学专业。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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