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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研究

元和姓纂

当前董氏族谱研究动态与存在问题的分析

广西 贺州 董全吉

一、欧苏后出现私修家谱，明清统宗统系的泛滥

最早谱学通书是先秦时的《周官》、《世本》等，秦汉以后，出现《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魏晋南北朝时，（宋）郑樵《通志·卷二十五》：“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而藏之秘合，副在左户”。唐朝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太宗令不准沿袭旧士族为高门,谱牒上郡姓增加。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门阀士族的特权制度遭到毁灭，包括《姓氏录》的士族谱牒在战乱中焚毁殆尽。（宋）苏洵《嘉佑集·卷十四·谱例》：“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从此维护门第为主的官方谱学也由此彻底消亡了。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欧阳修（1007～1072）历时17年主持编篡《新唐书》。（元）托克托《宋史·卷三百十九·列传第七十八·欧阳修传》：“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欧阳修发现《宰相世系》中有关自己的远祖世系并不清，遂以“小宗之法”编修了自己的家谱，采用五世祖为始祖。

不久家族显赫的苏洵依据《国语》及《史记》等也始修《苏氏族谱》。

自《欧阳氏谱图》和《苏氏族谱》，宋真宗《敕文武群臣修家谱诏》，《宋史·志第四十八·艺文二》记载其后士大夫编修的本族家谱，王安石、黄庭坚、董槐、文天祥等也编修的家谱。

二、族谱的作用与意义

族谱是记录家族组织档案材料，又称家乘、宗谱、祖谱、公谱、谱书、家牒、族牒。记载有名讳、字号、行次、封爵、谥号、姻配、生殁、迁徙、安葬及血缘关系等。以“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

族谱有尊祖、敬宗、睦族的功效。明世系源流，知亲疏远近，提升家族的凝聚力，有强宗固族作用；族谱隐恶扬善的教化功能，构建民族传统文化中良好的道德规范，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教育，提升家族自豪感。常记载家族重大事件、土地权属、科举仕、名传记及义行节烈、全族坟墓、祠庙管理、等以及尊老敬长、和睦乡邻、端肃风俗、重视耕读、宗亲和睦等族规，教化谕世，提升族人治理，并有尊祖收族的效果；族谱推行里社礼制，构成了社会最底层的治理架构，弥补王政的不足。家齐国治是伦理与政治整合，维系稳定社会结构的纽带，为传承优秀家训，建树良好家风家教，规范家族行为、提升了家族的精神，涵育了家族的文化，注入了家族的情愫。

三、民间流行修谱、建祠庙、联谱统宗收族泛滥，攀援附会成风

自宋代私修家谱，程朱理学的推行，古代宗法制度逐步民间化。嘉靖十九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并建议“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自明朝中叶，民间建祠堂之风兴起，以江西祠堂最为发达。姓族间竞争攀比，为缓解筹资，逐步兴起了连宗修祠，又催生了各姓各氏的统宗统系的族谱、宗谱、大宗谱。

明清盛行的联谱统谱，联之以谱，化弱为强，转柔软为坚刚，旨在扩大家族势力，继而又引发乡族械斗。因族谱具有隐恶扬善特点、也容易衍生出夸大甚至编造家族历史，“以臆见向壁虚造”；各地族谱均有认先朝名人为远祖习俗，出现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统宗统系现象。古有“崇韬拜墓，贻笑千秋。不附梁公，流馨百世”。一方面反对远攀华胄，牵合附会；另一方面又主张姓族源流不可不考，不惮其烦追溯始祖以前的远代祖先，以致世人修谱时竞相仿效,莫不以攀援附会为尚。（见2012年刘志伟《明清族谱中的远代世系》），统宗统系泛滥，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的误导。

（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载：“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但攀强名流古已有之，（清）李天根《爝火录·卷七》：“《西皋外集》载献忠祭文昌曰：'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老子与你联了宗罢。尚飨’！”，（清）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诗文集第十卷·文集·李仁华，仁蕃等伪谱情节论报状》：“故欲知其系派真伪。索其族谱。则所谓族谱。伪端百出。奸状尽露。所列系派。无非架虚凿空”。

江西按察使翁藻在乾隆十年正月初十日所上的奏：“窃照江西风俗偏信风水，谬谓：获福致祥，全凭秀穴，遂至争山夺地，叠构衅端，或假捏契书，或伪造谱牒，或私埋碑石，或暗立封堆，情伪百出，讼狱繁多。”（记载为江西山界纠纷令地方亲勘其地以成信谳 yàn事折（见《历史档案》2001年1期《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清高宗实录》载：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辅德《奏复查办祠谱完竣折》。仅辅德在江西境内，就查出1016姓的所谓始祖荒诞不经，这些家谱也全部遭到了删节或毁版处理（见李火德，2010年12月，《族谱-追宗溯源 》）；“辅德向乾隆帝详细反映了江西修祠修谱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采取毁祠查谱的措施。……此举的确在一些地区产生了一定的震慑力，有些谱牒删去一些“违碍”内容，有的宗族更是急慌慌把老谱付之一炬，以免惹祸。”（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梁洪生《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清代谱禁出现两次，乾隆二十九年主要查禁族谱妄攀现象，乾隆四十年延至嘉道年间是在编修《四库全书》和文字狱下重点查找删改家谱中的僭妄、违碍字句（见来新夏、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8～82页）。

但这一谱禁并没有持续多久。清嘉庆、道光以后，统宗统系现象再度泛滥。

乾隆间《四库全书》总纂，尚书、河间人纪昀的《景城纪氏家谱序例》和咸丰间南海人、知县朱次琦的《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纂修族谱的理念和体例、书例规范，为许多宗族续谱所采用。族谱体例逐渐向史书、志书看齐，出现史志化倾向，容纳有宗族世系总图、房派世系图、宗族居址、祠堂、祖坟、祖宗画像和赞文、祖宗格言、祖宗功德传记、族规家训等。

1985年以后，随着祖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台湾丶港丶澳地区和世界各地宗亲寻根问祖热的蓬勃兴起，民间修谱再度掀现了高潮。

四、当今族谱的不同来源

1、首修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为谱图

一是世系难以考证取其多者列世系。（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九·与王深甫论世谱帖》载：“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礼俗苟简之使然。虽使人人自求其家，犹不可得。”；（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十一》：“以考正其同异大抵，文字残阙，其言又不纯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为谱图”这些情形属于史料匮乏，难以考证，只能通过残缺的文字进行整理。

2、首修无所取则创意为之

修谱，有历史的局限性。（元）托克托《宋史·卷四百三十九·列传第一百九十八》：“咸平三年，召入翰林为学士，受诏与赵安易同修属籍。唐末丧乱，籍谱罕存，无所取则，周翰创意为之，颇有伦贯。”。 北宋时周翰则属于“创意为之”，南宋董槐右丞相也是首修族谱，同样遇到籍谱罕存的情形，“谦为观察御史，按行江淮，因梁移唐祚，……遂弃官”隐居（见《宋·泉溪董氏原谱序》）。董谦公梁移唐祚时期隐居，《古文观止·卷十·五代史伶官传序欧阳修》：“武军节度使，赐名全忠。未几，进封梁王。竟移唐祚”，“梁移唐祚”是指晚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李祝禅位改国号梁。则董谦大致生于公元857年，以唐朝宰相董晋（724～799）的11世裔孙，相距133年，世代间隔12年，有人戏谑称之“造人”，也无法否定为董晋世系，若连接董晋，哪些名单可以删除？若不是连接董晋，从何世而起？但这些不属于攀援附会，为初修谱的瑕疵，然“瑕不掩瑜”，确立了唐末董谦公其后世系。

3、明清攀援附会修谱

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着《南雷文案·卷四·唐氏家谱序》中说：“今日谱之为弊，不在作谱者之矫诬，而在伪谱之流传，万姓芸芸，莫不家有伪谱。”，（明）宋讷《西隐集卷六》：“同姓通谱者有之，同姓妄认谱系者又有之，非谱之义也谱之义”；（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近日同姓通谱最为滥杂，其实皆植党营私，为蠹国害民之事”。乾隆三十年的时候，福建有一个人叫做胡学成，他们就是去修撰家谱，受到了皇帝的重视，结果遭到了控告。江西一个大家族，家族传承上千年，就因为胡编乱造族谱，结果被抓了，主要负责人被杀了，这在当时还引起了轰动，所以其余的家族都很谨慎，将乱编的族谱都烧掉。（见网文2013年3月23日《乱认祖先乱写族谱下场有多惨》）；

4、乾隆年间朝廷毁祠查谱后修改族谱

满人辅德任江西巡抚（1763～1765年），向乾隆帝详细反映了江西修祠修谱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采取“毁祠查谱”的措施。百姓为了免遭株连，疯狂修改族谱，有些谱牒删去一些“违碍”内容，有的宗族更是急慌慌把老谱付之一炬，或谨慎修谱或改谱得以保存。2019年江西上饶县“村民修建祠堂时, 意外发现六部清代族谱, 祖先竟然是一位开国皇帝”，应是当年“毁祠查谱”时收藏。

5、受震慑后不敢僭越隐秘修饰修谱

受“毁祠查谱”的措施及“文字狱”影响，不敢大胆僭越，采用隐秘修饰进行修谱。

五、董氏族谱研究动态

1、早期族谱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较早研究董氏族谱的有董炎星、董承荣、董孝忠、董世策、董鸣鸿、董有田、董佰刚、董立夫、董玉山、董增华、董书尧、董常惕、董顺庆、董世恩、董金水、董金锁、董韵、董振民、董金荣、董全吉、董光生、董文才等人。

开始的探索围绕姓氏源流、董子思想、谱牒、字辈、迁徙、汇谱、宗亲（联谊）会、典籍、事迹、遗址、宗祠、文物等内容。此时，主要对主张的全国统一在董仲舒下建立全国统一世系不同观点：董孝忠（已故）为主的主张统一世系；也有认为董狐至董仲舒就存在多世代，至汉代不可能仅仅董仲舒一人。其次是董姓源流上，以及对参胡惠连部落与董父的关系有不同看法。对族谱记载与史不符的，开始逐步探讨。但对各地宗长存留的原版不同的族谱，仅仅意会，明哲保身，而不予公开探讨。

2、族谱研究的活跃期

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加，各省董氏QQ联谊群的建立，甚至全国董氏QQ联谊群的出现。族谱研究进入活跃期。大量的族谱公布，福建董承荣刊印的《华夏董氏通谱》发行。进入的探寻参胡董姓、寻根问祖、族谱比对、探讨先祖、寻求差异原由、追溯修谱历史、探索古时联谱统谱、挖掘伪造的谱序即墓碑等方面。并在2015年以“围攻”福建董炎星告一段落。此阶段因网络的普及，出现拉帮结派的“联宗统宗”的现象，诋毁对己不利的研究，把公布族谱以某宗亲在网络贩卖进行诋毁，在网络、会议上进行人身攻击、鼓动乱认祖宗。

明朝万姓统谱

此阶段，对一些族谱对比，从明朝时期假托宋明时先祖名义修谱进行论证。如：假托宋人名未卜先知“缵李荐之晋丁滂之槐”；《旧谱》修于彭时出生前，却伪造从彭时的手中购谱；凭《董氏本源载万姓统谱》以佐证晋公之孙。查（唐）林宝《元和姓纂·卷六》、（元）阙名《氏族大全·卷十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仅载晋公及四子，不载其孙；《新唐书·董晋传》载晋公子一与孙一，但这些不是《万姓统谱》。查明朝《万姓统谱·卷六十九》没有记载其孙，（清）陈梦雷《氏族典·第三百七十五卷》记载至董晋子其一孙其一，与族谱近似；无疑在清朝假托作序；杨筠松早于某派迁徙祖的曾祖去世，却杜撰杨筠松给迁徙祖指明迁徙与点穴，匪夷所思；宋真宗皇帝时期也只有到京都开封，却伪造至金陵参加南唐省试？；同样，五季开宝以五季开平，一字之差，有意而为，造成后人对迁徙的误解和错误记载；其年十二月壬午葬墓碑“况人生七十自古所希，季将及矣”与“年八十有六”矛盾，没有记载何时刻碑或重刻碑，也就不能否定重刻碑的情形。实际为68岁，结果变成86岁，混淆出生时间，以致出生时间推前……同一族谱中出现多处不符，则伪造无疑。

2012年太原有田宗长论证“《富春壶溪董氏宗谱序》以'太原人：士选撰’谱序似有后世编造之嫌”，谱序中“今吾父又迁于兹，……嘱予为谱序。”。《富春壶溪董氏宗谱序》为托名造谱，我赞同有田宗亲的观点。《清一统志·饶州府一》:洎水“在德兴县南。源出洎山下滩里,西流经县南,又二十里入乐安江。下流通名洎川。今乐平县亦名洎阳,以此水为名”。（明）朱右(临海章安今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

《白云稿·卷五·洎川文集序》：“真懒禅师俊公用章，世居番易之洎川，董文靖公之从孙，有慧性”，个别宗亲以《元史卷一百四十八》：“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三》：“董文靖公槐、叶丞相梦鼎、王文宪公柏皆谓传”，认为董文靖即董槐，然而，此《洎川文集序》为董文靖之从孙，竟然取名董俊，字用章”。年代不同董俊公的名与字惊人巧合，董文靖的名与董槐谥号相同（虽有古籍载：董文靖公槐，有在赐封的谥号后面加“公槐”）。从孙是父亲的亲兄弟的曾孙，当然仅与官方赐封董槐的谥号相同，该文靖是否为董槐尚待考证。若为董槐兄弟的从孙，把《富春壶溪董氏宗谱序》与《洎川文集序》对比分析，史上明朝有太原董俊、曾经任莱州知府，洪武十二年为兵部尚书。该董俊祖籍不在浙江，士选也不是太原董俊之孙，乾隆五十七年富春江《重修董氏宗谱序》：“始迁始祖以宋贤相槐为率”，结合谱载世系，应当属于富春江一带的联谱统谱。既然“迁徙祖槐”即可认定《富春壶溪董氏宗谱序》为联谱世系。

3、圈内研究半公开时期

受“围攻”福建董炎星影响，微信时期进入圈内研究，不同圈内的重新组合，研究集中在各自族谱的研究、共同有或可能有关联探讨、董姓与董氏源流、迁徙分布、同一先祖在不同族谱的记载探索、谱序的真伪、修谱历史变化中的古谱遗阙缘由、联谊活动、寻根溯源等。

此时期，太原董有田采用广西董全吉提供大量史料，撰写《中华董氏渊源探究》：阐述董源于古代属于“天文观测”；早于舜帝时期的董父之前就有参胡董姓；董狐属于董姓参氏，“参氏(一作莘)”，“莘氏，僮也”，也就是董狐之董姓并非源于董督典籍；对一度误解的“少数民族”改姓予以史料澄清。《通志·卷三十》载：“董氏有二：董父之后，以字为氏；又有陆终之子参胡姓董，以姓为氏。”。（宋）苏洵《嘉佑集·卷十四·族谱后录上篇》载：“陆终生子六人：长曰樊，为昆吾；次曰惠连，为参胡（注：参胡，董姓）；次曰篯，为彭祖；次曰来言，为会人；次曰安，为曹姓；季曰季连，为芈姓。六人者，皆有后。其后各分为数姓，昆吾始姓巳，氏其后为苏、顾、温、董（注：此董氏始祖董父）。”明确董氏董父晚于参胡董姓。

六、当前董氏族谱研究存在问题的分析

1、未充分认识联谱统宗的族谱混乱

（1）、上文载董文靖的从孙为明朝时的俊公，董文靖名与董槐官谥相同尚不能直接确定董文靖就是槐公。然《富春壶溪董氏宗谱序》载世系应为统谱世系。从江西泉溪谱载董槐从孙这一代仅载14人，缺失迁徙的谱未见载俊公。江苏镇江丹阳《云阳董氏宗谱》、广西贺州钟山、广西钦州（谱载“我族乃祥符公之后裔也，公讳槐，号祥符，事宋为右丞相”）未载董槐兄弟。以董槐为浙江谱董宗本之裔分析，58世董晋至76世董敏，出生相距140年，平均一代8年；78遵训、遵谦、遵诲（926–981）…79祈、旺、隆…（？世）董槐；可以粗略计算至董槐（谱1191～1262）世代间隔。董槐修谱确立“熹吾肇迁祖也”的世系，乾隆五十七年富春江《重修董氏宗谱序》也确定“始迁始祖以宋贤相槐为率”以董槐为始祖的世系，然联谱至今尚存。

（2）、同样，（清）宗派思敬公裔董诰撰《辛未董氏统谱序》“以董氏前有合谱，欲邀请各族能文之士聚集省垣设立总局，重修统谱”。“前有合谱”就明确多省有两次统谱。乾隆四十六年(1781)岁次辛丑《乾隆辛丑重修谱序》载“简前辛巳年（乾隆辛巳年(1761) ）……常以联谱事”，结果出现《乾隆辛丑重修谱序》载：“后唐兵乱，长眉隐公讳珪遂家于此”却把谱序中后唐的熹公字德昭，却连上南宋的名德昭 “德昭公所衍而流焉者也。……信不诬也。”，在同一序就可发现联谱的荒谬，以致该联谱流传至陕西镇安。以致《泉溪董氏谱系订讹》：“ 述之子德昭生于唐，大椿之子德昭生于宋。生于宋者以其服内之兄德元中南宋进士廷试状元知之，辛谱果有确见，则何不曰自南宋来而仍曰自后唐来，不已自相矛盾乎？”的回归原谱世系。

（3）、《宋·泉溪原谱序》与《虞乡游临川扩源源流考叙》、《虞乡游临川扩源源流考序》三篇皆不同。“虞乡游”增加了“原谱序”没有的谊公与世系官爵以及晋公四子的次序，变动“素生子二”为与史矛盾的“溪生子二”，两篇“虞乡游”省去董槐支系“原谱序”的 “熹吾肇迁祖也”世系。《叙》加入了“让公世系”，《序》仅保留谦公之子的记载。《虞乡游临川扩源源流考叙》添加让公世系的记载，明显是个别地方明朝嘉靖联谱以董槐名义增列。当然，统谱的还有如“58.晋—59.湲—-60居中—-61.道”等。

（4）《历代源流考》“把董申与董晋的谥号，李代桃僵；变成把乂公为董申，把董申的弟弟董三，实际是把乂公儿子集于董三于一身”。明万历乙未年邑庠生董桂生撰写的《晋公申公议》：“居庐陵者祖晋，居德兴者祖申，二公实为两派不祧之祖”，否定《历代源流考》董晋、董申“胞弟说”，也否定今人编造“寻找堂叔之说”。

2、未认可明清时期存在的假托前人造谱或改谱

一些地方在嘉靖修谱，并送谱至嘉靖联谱的一些地方，但该谱即谱序在大部分地区被毁弃，应该与乾隆年间的“毁祠禁谱”有关联，仅存的嘉靖谱序结合《虞乡游临川扩源源流考叙》分析，“溪十三传”、“晋十四传”的“十”字绝非为“于”字的笔误：首先“越数传”，其次“晋之后二十三世孙（某）（分支迁徙祖）”，就否定笔误，确信在清朝改谱前基本沿用南宋董槐世系，《虞乡游临川扩源源流考叙》及类似谱序在江苏盐城、陕西柞水、浙江信安、福建泉州等地族谱出现，确定明朝嘉靖时期部分地方联谱以确立的“让公世系”。然以乾隆年间联谱的族谱世系，是计算验证不了“晋十四传”至（始祖）以及“（始祖）九世至（分支迁徙祖）”后的“修改”，即使为接近世系时间再改“玄孙”，都属于后人的美化。

3、对古人文献记载一知半解、断章取义

如“世系殊多缪戾……而于吾始迁之祖，所自出之世次，或亦未之深考耳。”这整句是连贯的，“……”前是因，其后为果，最后为“于吾家先后源派，岂曰小补之哉。”。若以“世系殊多缪戾”臆断总谱源流，明显为断章取义，不得要领。

对待古籍记载的“无后”，当作今天的语义没有后代的误解。古人无后，是其后没有出现候伯氏族。以致今人对参胡董姓部落无后的曲解。

4、对名字号的不同以及记载不一难以寻根溯源

（1）、如史籍记载历史上除了元朝董俊之外，同名同姓不少于7位：五代十国时期有（清）沈清崖《陕西通志·卷二十一》载：“董俊(唐广顺中)”；明朝时期有（清）鲁曾煜《广东通志·卷四十一》：“董俊，河南人；有南乐人董俊，（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四》：“董俊(南乐人，由举人擢监察御史”；（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五十》：兵部尚书表“董俊，山西太原人”；（清）沈翼机《浙江通志·卷一百三十一》：“弘治六年（1493）癸丑科毛澄榜……　董俊(鄞人)　”、上文《白云稿·卷五·洎川文集序》：“真懒禅师俊公用章”；清朝时期（清）沈翼机《浙江通志·卷一百四十二》：“康熙五十七年（1718）戊戍科汪应铨榜……董俊(会稽人,庶吉士,隰州知州)”。因此，南方族谱大部分以董晋为祖，固然与明清修谱习俗有关，而北方族谱大多以董俊为祖，还应有与董俊多有同名有关。个别人以“金头御葬”把元朝董俊户南宋董槐混为一谈，然一人不可分身同在两地，一人不可伺二主。

（2）当然，也有记载名字号不同的。江西泉溪族谱记载董槐同字号与《宋史》不同，父辈的名也与《宋史》不同。父辈《宋史》“永”名，原为“字”或“号”或“书名”皆不清；《宋史》中的字“庭植”与谱中字“志高”。古人名有正名外、书名、族名等别名不同；《九变》及《元生十二化经》：“老子未入关时固已名聃矣，老子数易名字”，且有《颜氏家训》“名亦呼为字”，《阎博陵画》：“与史所载不同，或以字为名，或书名而不书字者”。故存在不同的名或字，名亦呼为字，不能因记载的字不同而否定。这些都涉及古代的名、字、号、谥号等。董槐谥号，泉溪谱记“文清”，湖北阳新、大冶等地记“文靖”。（明）蔡清《四书蒙引·卷一》、（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三》等载：“董文靖，公槐”，（元）托克托《宋史·卷四百十四》：“赠太子少师谥文清”，这些笔误史籍也多有如此记载。同样，董文靖的名与董槐的官谥相同（虽有古籍载：董文靖公槐，有在赐封的谥号后面加“公槐”），尚也不能直接确定董文靖是董槐。

（3）、相反，不能没有实证就认为是同名同姓。有林公墓被列为永修县文物保护单位。（宋）李纲《梁溪集·卷五十二》：“奏知赏罚董有林冀景等劄子”、（清）谢旻《江西通志·卷四十九》：“董有林(建昌人)”、《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八百七十二》：“（建昌县）董有林墓，在县北三十里。”，充分也就进一步否定“乾隆辛丑统谱”，一个北宋有林公的先祖不可能在南宋。查阅全国的族谱，北宋董有林只有江西泉溪派谱有载：董有林，字淑英，北宋建昌麻溪禾场里（今永修县虬qiu津镇麻潭大房董村）人。建昌县（今永修县）虬津镇麻潭大房董村建村至今近千年为江西泉溪派后裔。

5、不承认明清出现的谱匠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载：“常州某县一富家欲求通谱，士学力拒之，殁后无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谱去，以此观之，则圣贤之后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七·“赝谱”》条中，就记载了假家谱买卖的事。明末松江人李延昰的《南吴旧话录》记载赝谱专卖店招募了一些贫穷的读书人按百家姓编制，“姓各一谱，谱各分支”，列为始祖的都是历史上的皇亲贵戚或达官显宦。太原有田宗亲考研《富春壶溪董氏宗谱序》乃为后世谱匠托名董士选的伪作。

6、借联谱之名收捐资宗祠之实、鼓动冒认祖宗，会议推广等方式收宗

商周祭祀演绎出宗庙制度，上升为国家的制度。魏晋以来，国家规范家庙礼制，在朱熹《家礼》的指导下，祠堂制度得以建立。为缓解筹资修祠，又催生了统谱。

福建董承荣宗长年老不辞劳苦，编撰且低廉价格（成本价）发行《华夏董氏通谱》，但开始较少人知晓，至今出版六卷，深受好评！然而，某地在2012年在没有人力物力与研究的情况下，编修《华夏董氏联谱》，结果2013年在收款中标注“捐款”，不再兑现《华夏董氏联谱》。

个别地方一当出现联谊、查对族谱、寻根问祖追本溯源、拜访就当作“认祖”；个别地方当提供联谱的征求不同意见，并作“挑拨是非”来**。有的喜欢会议推广进行收宗。

以上董氏研究存在的问题，阻碍了董氏研究，也给族谱研究带来隐忧。

2023年3月29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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