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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王洪波

公元1153年，金王朝将都城从上京南迁至燕京（今北京），取名“中都”，北京的建都史以此为开端，至今已870周年。在北京历史发展进程中，金中都地位的确立，使北京完成了由“城”到“都”的身份转换，在华夏都城营建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元明清定都北京打下了坚实基础。

建号中都——金代北京的身份转换

北京最初见于记载的名称，叫做蓟。蓟城的兴起，离不开优越的地理位置。北京背倚群山，面向平原。西部山地称西山，属太行山支脉，北部山地军都山属燕山山脉，正南一面开向平坦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在早期历史时期，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是从北京小平原南通华北大平原最主要通道，蓟城正是这一通道门户。蓟城背后三面环抱的重山之中，一些天然峡谷成为南北往来通衢，如西北方向经居庸关、八达岭可北上蒙古高原，东北方向经古北口可达东北松辽平原，于是蓟城成为联系华北、东北和蒙古高原的枢纽以及北方军事重镇。

《史记》称：“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金人在分析辽王朝雄峙百年原因时认为：“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本地所生，人马勇劲”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幽燕之地受到北方游牧民族风习熏染，形成善于骑射、剽悍尚武的社会氛围：“幽州在渤碣之间……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

从秦汉到唐末，蓟城的边陲位置与鲜明军事色彩深入人心：“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蓟城这种边关门户作用有时甚至直接被称为“蓟门”：“一身救边速，烽火连蓟门”“驱马蓟门北，北风边马哀”。

辽金开始，伴随着东北游牧民族的兴起，北京城市地位不断上升。辽会同元年（938年），辽王朝在得到幽云十六州后，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辽南京，有时也称燕京，成为辽国五京之一，揭开了北京都城史的序幕。辽代提升为陪都，除了军事作用依然存在，又成为辽朝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辽在南京地区进行了统治与管理，为北京正式成为全国性都城开辟了道路。不过辽南京毕竟只是陪都，城市格局仍保持唐幽州城的坊里旧制，连风俗习惯也没有太大变化。

金朝刚刚兴起之时，将以会宁府为中心的发祥地称为“内地”，并在此建立都城，称为上京。及灭辽、灭宋后占据了江淮以北的辽阔疆域，金上京在整个疆域中“僻在一隅”“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愬”，作为统治中心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为了适应政治局势的发展，必须要选择新的统治中心。

而随着金朝疆域的向南扩展，原本位置偏南的辽南京（今北京）此时恰好位于金朝疆域中间位置，能够保证政令的迅速上传下达，交通上的便利条件是其他几座曾经作为都城（包括陪都）的城市无法比拟的。隋代开凿的永济渠经疏浚后可以满足漕运需求，在经济供应方面有着巨大优势。

同时，在军事战略上更有着特殊地位，燕京在辽代即是与宋朝对抗的军事重镇，而到了金代初年又成为南下的军事大本营。这里“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握中原之夷”“帝王都会，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莫燕蓟若也。”尤其山川格局上，“阻三面以一面制天下，前之进无穷，后之退有限”。此外，在与东北女真故地联系方面，燕京也在发挥着极为重要作用。于是迁都于燕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

天德五年三月辛亥日（公元1153年4月17日），海陵王到达燕京。乙卯日（公元1153年4月21日），下诏正式迁都自上京到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为了显示迁都决心，下诏迁都的海陵王派人将金上京的宫殿、宗庙、王府等建筑全部平毁，表明要彻底斩断故土之念，并“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坚定以中都为都城的立场。同时，改元“贞元”，以迁都当年作为贞元元年。易云：“元亨利贞”。贞元，意味着一个新周期和时代的开启。

金中都

制度如汴——金中都建设与文化认同

当金中都成为金朝的首都之后，原有的城市空间显然难以满足国家都城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大规模改造。在金中都的建设过程中，不断强调“居天子之正”“可以为正统”的华夏正统思想，是中华文化坚韧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充分体现。

为了扩建中都城，金朝大臣们事先绘制了蓝图，所参考的实物就是宋朝东京开封府：“筑燕京，制度如汴”。时人称：“（海陵王）亮欲都燕，先遣画工写京师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仿照中原王朝备齐各种国都“标配”，包括与宫殿配套的皇家园林、举行各种重要礼仪活动的坛庙场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衙署以及在城郊建皇家陵寝等。

在海陵王计划迁都燕京的诏书中，“因宫庙而创官府之署，广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勿惮暂时之艰，以就得中之制”。金中都扩建过程中，根据辽燕京城内原有宫殿与庙宇的分布情况，规划布局王朝官府衙署；将西面和南面的城墙大大向外展拓，使得原来僻居一隅辽南京宫城能够符合“得中之制”。宫城外有方形的皇城与大城环绕。从城市的宏观布局来看，在全城中部略微偏西，从南到北，形成了一条以大城城门、交通干道、皇城宫殿构成的中轴线。

金中都中轴线的南端，起自大城南墙正中的丰宜门。由此向北，沿着居于城市正中的交通干道，先过龙津桥，再经永乐坊、广阳坊，通过环绕皇城西、南两面的金水河，到达皇城正南门——宣阳门。由宣阳门进入皇城，穿过千步廊，到达宫城正南门——应天门。进入宫城后继续向北，由大安门进入大安殿，再从宣明门出大安殿；随之又经仁政门、仁政殿、昭明宫、昭明门，至皇城北门——拱辰门。由此走出皇城后，穿过天王寺、弘法寺之间的南北向交通干道，抵达基本位于大城北墙正中的通玄门。这样，以丰宜门与通玄门为南北端点，金中都的中轴线清晰地显现出来，突出了帝王所居之地在全城的中心地位。

在园囿的营建上，“因天材，就地利”。原燕京城外西侧有一片水域（莲花池），海陵王在扩建中都城时将其包入城内，以此为基础，营建皇家园林。既节省了营造皇家园林的人力、物力，不必另外开凿水池以引水，又保留了城市水域面积。因为地处皇宫西面，被称为西苑。此后，金世宗营建北苑万宁宫、金章宗营建南苑建春宫，也都采取了因水建园的方法。

总之，金中都的城市建设，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国都规划理念，吸收了中原王朝都城建造礼制思想，三重四围，布局方正；前朝后市，中轴对称；坊巷划分，状如棋盘。另一方面，他们依水势建宫苑，逐水草筑园林，把不规则的水面纳入方正的皇城宫墙中，又反映了游牧民族的风格特点，显示出很强的文化包容性和融合度。为此后元大都选址与规划建设提供了思路，在华夏都城营建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天下之中——金代建都的历史影响

金代迁都中都与金中都营建的深远影响之一，在于确立了北京“天下之中”的地位，既包括思想观念方面，也包括现实中的经济文化方面。

《周礼》开宗明义，“惟王建国”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辨方正位”，通过确立空间位置关系来建立秩序。历代帝王以天子自居，所谓“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惟受命之王，乃可立国城于天地之中”。“天子中而处”成了礼的重要规范。国都理应占据“天下之中”的位置，以此来强化政治统治上的正当性。海陵王迁都中都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上京临潢府僻在一隅……不如都燕，以应天地之中”。《迁都燕京改元诏》提到，“眷惟旧京，逖在东土。四方之政，不能周知……顾此析津之分，实惟舆地之中。参稽师言，肇建都邑”，因此将其称为中都，寓意其居五京之中、天地之中。

从金王朝疆域来看，中都城确实大致位于南北地理中心。随时间推移，尽管元明清大一统王朝的疆域有了大大扩展，但北京作为“天地之中”的观念却愈发巩固。元代在确定都城所在时，霸突鲁曾分析：“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明人陈敬宗《北京赋》同样强调北京天下之中的地位：“圣皇之建北京也……均万国兮会同，而适居天下之中央也。”金幼孜《皇都大一统赋》称北京：“实当天下之中……为万国之都会”。清沿明制，仍以北京为国家都城，尽管疆域有了大范围的扩展，但以北京为天下之中的观念没有改变。《清通志》称：“我圣朝德化远被，六合一家。北逾瀚海，南极越裳，东抵朝鲜，西穷葱岭……而今之京师实又居天下之中”。

从现实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看，金朝迁都中都以后，区域人口很快“殆逾于百万”，成为北半个中国的最大城市。中都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国家承平日久，户口增息”“人稠地窄，寸土悉耕”的景象。漕运也得到了发展，促进了南北经济往来，带动了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加之与塞外各族的天然联系，使这里成为一个连接中原腹地和东北、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在文化上，中都城内聚居着汉族、契丹、女真等各族居民，汇聚了各种文化元素。太学、国子监、翰林院等文化机构，产生了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北中国最为杰出的文化精英会集中都，在这里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中都城的文化繁荣。金代大文豪元好问所编纂的《中州集》一书，辑录了大量金代诗人的佳作，成为金中都文坛繁荣景象的见证。金中都这种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为此后元代大都城的建立以及发展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开辟了道路。

总之，金代迁都燕京与金中都的建设，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它是先秦蓟城城址发展演变的终章，也是此后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营建的序曲，开启了以北京为都城的新的历史时期。

（作者为北京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