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张中政斗镇墓兽底座十二字玺书符命符应(1)

一般地，古代铜器铭文字少意广，翻译起来较为困难，歧义更多，仁 者见仁 ，智者见智。西汉御史大夫张中政斗镇墓兽底座玺书12字符应（ 印）“天命钦册封政斗勤国之宝印”，其中“天命”一词除了天之意志等表层文字意义之外，更是古代“微言文”的重要表现形或载体。

符命是天命的谶纬形式。所谓天命，就是上天的意志。其实质是古代统治阶级假托上天或神灵的意志和委托、嘱咐，以证明其所取得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现以西汉御史大夫张中政斗镇墓兽底座12字符命玺书为例，加以说明。

西汉刘歆《西京杂记》云：“樊将军哙问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贾应之曰：‘有之，况天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宝也，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无天命，无宝信，不可以力取也。”

“天命”，在汉代符谶上，就叫“符命”。其对应、应验、印证就叫“符应”。符应的实物表现形式就是典册、策书、玺书、制书、册书，其载体就是“符印”，即上述所称“宝印”。

01 古代吉祥数字及寓意

数字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承载者，通过数字的内涵与外延，可以知悉古代先贤智者为我们留下的思维模式、哲学思想、宗教理念等宝贵的精神遗产。

自来儒家讲礼，强调要“陈其数”而“知其义”。礼器的数制或规格形式所表现的礼制原则和内在的文化精神，是其“义”或内容。儒家主张，礼是“称立义（荀子语）。”因而其精义在于通过礼数对人的自然情感的升华而使“民德归厚”。在中国整个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礼数因时代之变化而有因有革，但其中却体现着一个一贯的原则和文化精神。透过其数而理解其义，从而具体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就是我们研究礼数与规格的意义之所在。

现代学者梅珍生先生在《论礼数与礼义的统一》中说：“践礼主体的人，作为礼仪规则的表现者，他与礼的数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礼数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礼的完成。只有行礼者的礼数与其名位相符、与其表现的礼意相符，才能恰当地揭示礼的形式及其内容之间的显现与被显现关系。”礼数是礼仪的具体表现形式。

02 古代天子皇帝天命符瑞符应数字：十二

古人从天文学的角度，发现月亮盈亏周期可以用来丈量年岁的长短，发现十二次月圆为一岁，这一发现，是初期历法最精度的成果之一，“十二”便视为传达天意的“天之大数”。天干需地支为伴，日月相对，天地相对，就非“十二”莫属了。

西汉刘歆《西京杂记》云：“樊将军哙问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贾应之曰：‘有之，况天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宝也，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无天命，无宝信，不可以力取也。”

朱宁虹先生在《汉语文字传奇.汉代的隐语》中说：“两汉期间，流行谶讳（又称图谶、符谶、符命）。所谓谶，即假托鬼神、天帝之言的隐语；谶讳，则是对‘经’而言，即假托神意，神化作为儒家经典的‘经学’。……西汉末期，王莽改朝换代也受到了谶语的鼓动。张中政斗符命符策玺书中有“天命”、“钦”、“册封”、“政斗”、“勤国之宝印”等字眼，正体现皇帝“政斗、符策玺书”的权威性。尤其是政斗符策底座玺书十二字更表现了古代天子的礼数或十二地支，十二字字字似珠玑，代表着环卫皇室太极紫宫的十二个匡卫藩臣和福应符谶。详见专题《古代吉祥数字文化》

1、十二头，象征天皇、天位、天数。《周礼·春官·冯相氏》载：“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

《后汉书·荀爽传》：“故天子娶十二妇，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 唐司马贞补《史记》之《三皇本纪》云：“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淡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授提格，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姓十一人，兴于熊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岭。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各四万五千六百年。”

2、黄帝子，十二姓。《国语·晋语四》载：“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甚至天子妻妾也有“十二女”之说。

3、太微，其星十二，象征天帝宫室。

《春秋合诚图》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又曰：紫宫，大帝室也。”意思是，太微是天帝的宫室住所。

4、天子十二旒

冕旒，古代中国礼冠之一种。古时帝王、诸侯、卿大夫参加盛大祭祀所服，冕旒为礼冠中最贵重者。相传，冕制起于黄帝，到周代，天子十二旒制度开始完备。在天子出席所有正式场合如祭祀天地众神、祭祀先祖、封禅天地、上朝议事、集会诸侯等的时候使用。

《广雅.释天.卷九》：“天子十二旒至地，诸侯九旒至轸，卿大夫七旒至轵，士三旒至肩。”

东汉蔡邕《独断》云：“ 天子冠通天冠，諸侯王冠遠遊冠，公侯冠進賢冠……天子十二旒，三公九，諸侯卿七。”

5、天子皇宫12门 ，象征12子

《周礼》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郑玄曰：“天子十二门，通十二子也。” 东汉班固《西都赋》云：“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

6、重耳12年复国

《国语.晋语》记载晋国公子重耳在流亡期间，突获狐偃吉祥预兆谶语云：“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无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

7、天子12州牧及藩卫辅臣

《汉书.地理志》云：“天下分绝，为十二州。”

《广雅.释地.卷九》：“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州有十二师焉。”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书载唐虞之际，命羲和四子顺天文，授民时；咨四岳，以举贤材，扬侧陃；十有二牧，柔远能迩；……四岳谓四方诸侯。”《汉书》曰：“中宫，天极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也。”

8、秦始皇统一六国，铸12金人，象征12藩卫

《史记》云：“始皇大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铸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宫中。”

9、天子12女，象12月

东汉蔡邕《独断》云：“天子一取（娶）十二女，象十二月……諸侯一取九女，象九州。”

10、王莽代汉符谶五德终始12字玺书策书及“受命”12（字）符瑞申福符应

《汉书.王莽传》云：“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协成五命，申以福应，然后能立巍巍之功，传于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肈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开王于武功，定命于子同，成命于巴宕，申福于十二应，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申命之瑞，濅以显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谦谦，既备固让，十二符应迫著，命不可辞，惧然祗畏。”

公元8年，长安儒生哀章私下里制作了一个铜盒，上边刻写了两句铭辞，即：“天帝行金匮图’和‘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12字）。然后将此盒悄悄放在高帝（汉高祖刘邦）庙中。……王莽见到铜合上的字大喜，因为按五行观念，夏为水德尚黑，商为金德尚白，周为火德尚赤，秦为水德尚黑，汉为火德尚赤；由此，刘邦为赤帝刘氏高祖。王莽以为王氏为黄帝后裔为依据，便认为此谶语意思是赤帝的神灵承天意（天命）将玉玺（代表王权、国家）传给王氏（黄帝之后）。”此事记载在《汉书.王莽传》中。

班固作《汉书》

11、十二年康顺，五谷丰昌

《淮南子.天文训》云：“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而一康。”

12、从古代文体叙事角度看，底面12字玺书，象征春秋笔法和微言隐义之十二种方法

古代春秋笔法的主要方法或文体有谐趣与隐书、密记、曲笔、口隐等。它们既是一种文体，又是“春秋笔法”的一种方法。对此刘勰《文心雕龙》给予高度总结，现予撮要。难能可贵的是，该文结合汉代文史而述之。

（1）炼字。《文心雕龙.指瑕》云：“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文心雕龙.炼字》云：“……至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及宣成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颂，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既乎后汉，小学转疎，复文隐训，藏否大半。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扬马（扬雄马融）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傅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娱矣。”

（2）谐趣，又叫滑稽。《文心雕龙.谐趣》云：“芮良夫之诗云：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又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讔言，亦无弃矣。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

（3）密记、物色。《北周书.柳虯传》云：“虯上疏言：‘汉魏以远，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据此，虯亦知班陈之冤。刘子玄深于史学，而《曲笔篇》竟谓‘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文心雕龙.物色》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

（4）隐讳：隐秀、隐语、隐书、隐义、隐约与口隐。《岁寒堂诗话》引刘勰：“情在词外曰 隐，状溢目前曰秀。”古代隐讳，不但贬意隐讳，而且褒意亦隐。即是对君子贤人的一种尊重，有时一字之中，褒贬兼收，正反义殊。尤其是史书传记作者，往往恐惹文字狱之灾。范文澜先生说：“（司马）迁（班）固皆良史，而后世尚诋呵之；若褒贬任情，抑扬失正，则生绝胤嗣，死遭剖斩，难乎免于殃戮矣。韩愈不敢撰人，盖深有见于其难也。”

有时隐讳甚至作为一种礼仪规范固定下来。《释名.释书契》云：“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广雅.释言》云：“传，转也。”《史通.六家篇》云：“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示来世。”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云：“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意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避），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四曰 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 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彰）……”

（5）曲笔。《文心雕龙.史传》云：“吹霜喣露，寒暑笔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云：“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训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以降，率由要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晋书.王隐传》云：“虞预私撰《晋书》，借隐所著书盗写之。后更疾隐形于言色。”）子野休文，释纷相谢，（裴子野曾祖松之，齐永明末，沈约撰和《宋书》称松之以后无闻焉。子野更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反事评论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也。沈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慿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已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云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沈约）《宋书》多妄，萧武（梁武帝）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6）新奇、通变。《文心雕龙.通变第29》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睎阳而异品矣。……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通变》又曰：“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不则文之反正喜尚新奇者，虽统论六朝可矣。闻之魏文有言：‘文章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文而专求新奇，为识者蚩鄙，在所不免。然而论乎骈文，自当宗法六朝，一时作者并起，既以新奇制胜，则宜考其为此之法。吾试略言之。有诡更文体者，如韦琳之有《鰚表》，袁阳源之有《雞九锡文》并《劝进》，是咱出于游戏，然亦力趋新奇，而不自觉其讹焉者也。有不用本字，其义难通，遂使人疑其上下有缺文者。”

（7）诡讹与颠倒。清末民初时期重要的骈文理论家孙德谦《六朝丽指》云：“《文心雕龙.通变篇》宋初讹而新。……六朝文字，其开合变化，有令人不可探索者。及阅《无邪堂答问》有论六朝骗文，其言曰：‘上抗下坠，潜气内转’，于是六朝真诀，益能领悟矣。余初读六朝文，往往见其上下文气，似不相接，而又作转，不解其故，得此说乃恍然也。”

《通变》曰：“铭为韵文，所以颠倒者，取其音叶（协）。其说是也。以吾言之，律赋有官韵，无可如何，而颠倒其文句，既非律赋，凡为骈偶文字，造句之时，可放笔为之，无容倒置。然则此铭两句，其有意取此讹者，亦好新奇之过也。其余则哲如仁之类，一言蔽之，不离乎新奇者近是。虽然，记有之，情欲信，辞欲巧，礼家且云尔，又何病夫新奇哉。”

（8）深味与阐幽。范文澜先生在注释“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时说：“二语极可深味，后世惟韩退之最得此意，若樊宗师则踬矣。《南齐书.张融传》载其《门律自序》曰：‘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且中代之文，道体阙变，尺寸相资，弥缝旧物。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询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未极，亦已极其所矣，润若复别得体者，吾不拘也。’临卒，又诫其子曰：‘吾文体英艳，变而屡奇，即不能远至汉魏，故（固）无取嗟晋宋。’ 说可与彦和互证。”

（9）变袭。黄叔琳《札记》云：“古人之文，有能变者（如张忠政斗铭文“淮夷”变为“淮亿”），有不能变者，有须因袭者，有不可因袭者，在人斟酌用之。大氏初学作文，于摹拟昔义，有二事当知：第一，当取古今相同之情事而试序之；譬如序山川，写物色，古今所同也。远观黄山，气成葱翠，适当秋日，草尽萎黄，古作者言，今亦无能异也。

第二，当知古今情事有殊者，须斟酌而为之。或古无而今有，则不宜强以古事传会，施床垂脚，必无危坐之仪，髠首戴帽，必无免冠之礼，此一事也。或古有而今无，亦不宜以今比合，古上书曰：‘死罪’而后世但曰：‘跪奏’，古允奏称‘制曰可’，而后世但曰‘照所请’，若改以就古，则于理甚乖，此二事也。必于古今同异之理，名实分合之原，旁及训故文律，悉能谙练，然后拟古无优孟之讥，自作无刻楮之诮，比制文之要术也。”

（10）附会、总术（述）。《文心雕龙.附会》云：“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夫文变多方，意见浮杂，约则义孤，博则辞叛，率故多尤，需为事贼。且才分不同，思绪各异，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制者盖寡，接附者甚众。……当首尾相援，则附会之体。”如张忠政斗镇墓兽之左右铭文即为附会。

《文心雕龙.总术》云：“凡精虑造文，各竟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精者要约，匮者亦妙；博咱该赡，芜者亦繁。辨者昭皙，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典。”如张忠政斗镇墓兽之底座12字玺书，即为总述。

（11）定势。古代为文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文心雕龙.定势第30》云：“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元作文王性凝按本赞改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元作验王改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一作斫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

（12）明线暗线、实线虚线与主线次线。由诗词、文章意境的不同而产生出明线暗线、实线虚线与主线次线，是中国文字（学）的一大特色。如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以网式结构，按三条（根）主线来布局。第一根主线实线是贾家兴衰史，一开始的时候烈火烹油，到最后衰落。第二根主线明线是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或泛爱史。第三根是虚线暗线政治科举制度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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