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耘：《政治与思想语境中的宋代<尚书>学》出版（附序言、引言）丨202206-72（总第2030期）

感谢闫建飞、刘冲老师告知，感谢刘力耘老师赐宝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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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思想语境中的宋代<尚书>学》

丨刘力耘 著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ISBN：9787520397414

壹

内容介绍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宋代（960-1276）的《尚书》学。为历史地理解经典阐释的成因及意指，本书运用语境重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宋代纷繁的《尚书》阐释形态，进而试图管窥儒家经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展开方式。首先，本书聚焦宋代士大夫、士人的《尚书》阐释，剖析他们是如何将基于现实判断的理想图景和行动指向寄予各自的阐释之中；通过再现阐释过程和凸显阐释者的主体性，说明宋代《尚书》学并非经典研究的客观之学，其与前代阐释之间无论同抑或异的关系，均不适宜仅在单纯由阐释构成的脉络中理解和表述。其次，本书以专题的形式，展现《尚书》学之于两宋变法、中兴、灾异论和理学等重大政治实践、思想主题的回应与贡献，说明《尚书》在宋代普遍被视作“君主之轨范”，而《尚书》阐释多是种种因应时事又不乏思想渊源和逻辑性、创新性的“君主论”。宋代《尚书》学研究应当突破过去受文献辨伪、哲学史等研究范式的影响，更多地揭示其作为政治实践及其背后的思想逻辑的面向与价值。

贰

作者简介

刘力耘，2006-2017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政治思想史、经学史。

叁

序一（彭刚）

序二（王启发）

绪 论

第一节 20世纪以来宋代《尚书》学研究

第二节 《尚书》在宋代政治中的角色

第一章 《尚书》学与熙宁新政

第一节 范纯仁《尚书解》

第二节 王安石《尚书》学

第二章 《尚书》学与高、孝中兴

第一节 复仇论

第二节 史浩《尚书讲义》

第三章 士大夫灾异论中的《尚书》学

第一节 两种事应解读原则的冲突

第二节 灾异意指解读的“消失”

第三节 灾异常数说

第四节 回到《洪范五行传》

第四章 理学中的《尚书》学

第一节 传统解释下“十六字”的内涵与应用

第二节 北宋士大夫的“十六字”新解

第三节 南宋“十六字”性理化解释的普遍化

全书结语

参考文献

肆

序一

冯友兰先生在他最初的《中国哲学史》中，把传统思想划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印象中，业师何兆武先生曾经多次说起，这是冯先生的“卓识”。在冯先生看来，“自春秋迄汉初”的“子学时代”而后，便是自董仲舒到廖平的“经学时代”。这一时代“大多数著书立说之人，其学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方可为一般人所信爱。”而“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大抵而言，“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间固然自有分别，但都不能脱离而要依傍“经”，来获得自身的立论合法性，找到可以依循的表达路径。

如力耘书中所言，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士人表达知识和价值，往往依傍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即便表面上完全囿于故纸堆中的学理探究，也往往浸透了对当下现实的关怀，充满了政治蕴含。力耘提到，宋代经学通常被视作以义理阐发而非文本考据见长，被后人指责是“不遵古训”，“独凭臆说”。用宋儒自己的话来说，经典阐释的活动对他们而言，“岂徒解经而已哉！唯圣人君子知其有为言之也。”力耘抽丝剥茧般的文本解析，也让我们看到，对如《尚书》一样的经典文本，士人是在何种历史语境下来立论，选择哪些文段，借重哪一种旧注，往着什么样的方向另立新说，多重选择之下的经典阐释，都有着学理脉络背后的当下政治的考量。就力耘本书所聚焦的宋代《尚书》学而言，单纯的经学史视角，难以对经典阐释何以采取了某些特定的形态得出有效的解释。而政治史研究中对经学学术脉络的陌生或忽视，又往往会错失以经典阐释的貌相出场的政治论辩，那其中，既有对时政的论断，更有理想图景和行动指向的建构。

力耘的研究思路，受到思想史研究中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主将的剑桥学派很大的影响。斯金纳主编的一套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丛书，以“语境中的观念（Ideas in Context）”为名。这三个单词，最简略而又最鲜明不过地表达了他思想史研究的预设和取向：一切观念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发生的，历史的、社会政治的语境，如力耘所解析的熙宁新政和高、孝中兴的政治史的语境，给定了观念产生的条件和它所要因应的问题。语言学的语境（linguistic context，我们可以宽泛地把它理解为论者在特定时刻可以现成利用的概念库和论证路数，如宋儒所面对的儒家经典，欧洲中世纪各类言说者所面对的神学套路，以及当下的各种“政治正确”）既让观念得以表述又让其受到限制。斯金纳还深受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等人的影响，由以言行事（比如在冬天的湖边对人说“这里的冰太薄”，不是旨在描述冰层的厚度，而是要阻止可能发生的不安全的行为。）来强调理论和言说本身的实践性。在力耘结合了政治语境的文本分析中，经学论辩的政治实践效应也被清晰地呈现出来。

斯金纳总结的他自己的跨文本的、语境论的（inter-textual, contextualist）研究取径，一方面，并非横空出世，比如过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若干出色的研究个案中实际也包含了其中的某些要素和特征；另一方面，将其基本预设和方法论深入而清晰地呈现出来，既有学理上的系统阐述，更有若干研究实践与之呼应，这的确是斯金纳及其剑桥学派的巨大贡献。力耘的研究，在这样一个传统的领域中，无论是提出的问题还是得出的解释，都新意迭出，与她对剑桥学派的深入思考和借鉴分不开。也因此，看力耘的书稿，让我时时想起钱钟书先生论学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16年前，力耘进入清华人文学院本科学习后，一年级时我就给她上过课，当过她和另外几位同学的本科学业导师。这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总能了解到她学业的进展，再然后，看着她成家，看着她成为一个成熟的学者。这本书稿，是由她在李学勤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增删、修订而成。倘若李先生在世，这篇序文应当是李先生很乐意来写的。每念及此，真是诚惶诚恐。只是，我虽是力耘所耕耘的专业领域的槛外人，但也见证了她一步步的艰辛付出和坚实的成长。我也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她的第一本专著上，多少满足了做教师的那一点虚荣心和成就感。

彭刚

2022年2月26日于清华园

伍

序二

刘力耘博士的专著《政治与思想语境中的宋代<尚书>学》即将出版，十分值得期待和祝贺！这既是她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也是她为学界贡献的一部关于传统经学文本《尚书》的经典阐释及宋代思想史研究的论著。

在这部论著中，力耘博士以“政治语境”这个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讨论了诸如宋代《尚书》学的角色所在，《尚书》学与北宋的熙宁新政、南宋前期的“中兴”等重要政治课题的关系，《尚书》学在宋代士大夫的灾异论、道德性命之学等重要思想主题中的意义等等。在这些讨论中，力耘博士通过细致的解读和分析，讨论了宋代士大夫如何借助《尚书》的经典性而发挥其政治见解和主张，从而呈现经学人物、经学文本、思想观念、政治课题相互联系的具体风貌和特点。

经学本是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最为重要的载体，并且在历代王朝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有着丰富的论题可以展开。力耘博士选取《尚书》学与宋代政治生活的关联及思想表现进行考察，不仅形成了她个人学术发展的独具风格的起始点，也必然有助于《尚书》学乃至经学思想史研究的拓展。

回想2016年底的一个工作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近十年的力耘博士，在我的同事苏辉先生的陪同下来到我们思想史研究室。她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课题、未来继续从事科研的设想。当时我便得知，力耘是跟随李学勤先生读博，宋代《尚书》学这个课题也是在李先生的认可和指导下进行的。通过这次见面，我对力耘的研究兴趣以及能力等等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感受到她对学术特别是思想史研究的执着。后来李学勤先生又打来电话，进一步介绍了力耘的情况。2017年的春天，我到清华大学参加力耘的博士论文答辩，数月后，力耘便来到历史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力耘的博士论文，一直是在李学勤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李先生一向对传统经学与思想史关系的研究十分关注。从学术渊源与传承方面来说，1988年至1989年，我的硕士论文以《礼记》中的思想为主题，正是李先生提议而和我的老师黄宣民先生一同确定的。后来李先生又参加了我的硕士论文答辩，给予我很好的学术指导。再有，李先生在历史所工作期间，对我们思想史研究室及我个人的学术发展一直都很关注与关照，我有多篇礼学方面的论文是在李先生主编的《华学》上发表的。就此而言，虽然我是力耘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但实际我们在学术上都深得李先生的指教之惠。2019年2月24日，李先生因病不幸辞世，离开了我们。现在力耘这部书稿的出版，可以作为怀念和纪念李先生的一种方式吧。我们都会继续按照李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不断做好传统学术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力耘的博士论文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博士后期间对博士论文的主题进行了拓展与深入，后来她在历史理论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续有新的思考。现在这部专著也正是以这些成果为基础的。透过力耘的这部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她为学经年、潜心学术的收获。在这里，我乐于向读者推荐力耘博士的这部著作，并且希望力耘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更突出的成绩。

王启发

2022年1月8日

陆

引言

“经学”最直接的含义，指对特定的几部儒家典籍的训解和阐释。在中国古代，这种训解和阐释赋予经典文本不间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使得阐释者及其时代受到经典所示价值的教化，文化传统借此得以维系和延续。与之同时，一方面，尤其针对当下言说，而非单纯记述过往，是信仰意义上的经典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阐释者处在特定的、异于经典文本指涉与产生的时空中，政治情势、时代思潮和个人的经历、思想等，共同造就特殊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因此，阐释者无法摆脱的“历史性”，不仅是发掘经典文本的阐释潜能的动力，也无可避免地致使其在经典阐释中投射进基于现实判断的理想图景和行动指向。

宋代（960-1279）的经学通常被视作以义理阐发而非文本考据见长。相应的，宋代的阐释者似乎也更认同：经典与当下的状况、关怀密切相关。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岂徒解经而已哉！唯圣人君子知其有为言之也。”“徒解经而已”，是一种旨在克服时间障碍的翻译，追求准确地理解经文之意；“有为言之”，则表明阐释具有现实对话性。宋代经学在“有为言之”方面，无疑具有高度自觉和丰硕成果。而有关于此的研究，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讲，有助于揭示传统中国经典阐释的历史性、互动性等特点；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讲，也利于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维、实践的逻辑与风格。现在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有效揭示出“有为言之”的内容。

不妨先看一则南宋光宗朝（1189-1194）的故事：

上久不过重华宫，（倪）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时李皇后寖预政，思进讲姜氏会齐侯于泺，因奏：“人主治国必自齐家始，家之不能齐者，不能防其渐也。始于亵狎，终于恣横，卒至于阴阳易位，内外无别，甚则离间父子。汉之吕氏，唐之武、韦，几至乱亡，不但鲁庄公也。”上悚然。赵汝愚同侍经筵，退语人曰：“谠直如此，吾党不逮也。”

据《春秋》经传，鲁桓公不听申的劝告，执意带着夫人文姜到泺水会见齐襄公，结果因发现襄公和文姜私通而在齐国遇害。经筵侍讲倪思进讲《春秋》至此处时，向光宗阐发义理，指出历史上后妃失德的严重后果。

倪思的阐释看上去只是讲论经史，并未言及时政。但在这里，历史的书写者用两种时政背景（光宗已很久不去重华宫拜见其父，李皇后逐渐干预朝政），倪思对“过宫”的高度关切（“疏十上”等），光宗、赵汝愚听讲后的反应（“悚然”“退语人曰”云云），共同搭建起一个“舞台”，使读者很容易领会：被安排在这“舞台”上出场的倪思的经典阐释是“有为言之”，是在警告、力劝光宗不可听信李皇后，伤害与孝宗的父子关系。然而，这样的理解是否符合倪思的本意？或者说，如何检验这个后建的“舞台”是适当的呢？经典阐释本身能够提供帮助。“甚则离间父子”，本与《春秋》经传所述文姜的事迹无关，是倪思在阐释经义时有意植入的新话题，以勾连现实政治中的“过宫”风波，恰好证明此“舞台”是适当的。

可以说，倪思的经典阐释之“言”未及于李皇后干政、离间光宗父子，但“意”已及于此；表面未及时政的阐释之“言”的表达，实是“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即劝谏光宗。由此可见，成功捕获言外之意，或说揭示如何以言行事、以言所行何事，依赖语境（“舞台”）和文本分析。但现存的经典阐释，绝大多数并没有现成的语境，需要研究者去重建。重建语境应当至少考虑1）阐释者所处的文化传统、思想氛围，政治情势、舆论环境等，2）阐释者的身份、经历、思想及其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等要素。此外，精读阐释文本，将其与权威阐释、流行阐释等作比较分析，考察其是否背离或“溢出”阐释传统之流，是否与其他阐释有思想上的对话，也是必不可少的。

本书聚焦宋代《尚书》学，运用语境重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专题的形式，通过研究经典阐释“有为言之”的面向，揭示《尚书》学在两宋变法、中兴、灾异论和理学等重大政治思想、实践主题上的回应与贡献，丰富关于宋代经学、政治文化的认识。《尚书》主要记述唐虞三代君臣的言论、事迹，汉代以来被奉为“五经”之一，深刻影响着传统中国的政治思维和实践。《尚书》学在宋代尤为兴盛，时人称“博士业《书》者十常三四”；又称“经解惟《书》最多”，可见一斑。然而，学界对于宋代《尚书》学却不甚重视、研究不足。以往的宋代经学史、思想史重视《周易》《春秋》《周礼》“四书”学，所描绘的宋代思想图景以理学家的形而上思想为主，兼有宏观政治风气影响下的《春秋》学以及服务于王安石变法的《周礼》学，《尚书》学在其中几乎是“消失”的。本书从梳理和反思该现象开始。

本书绪论章第一节“20世纪以来宋代《尚书》学研究”，从分析、检讨20世纪以来经学通史、《尚书》学史、宋代《尚书》学专题研究的研究范式入手，指出深受清代学术兴趣、成就影响的旧式经学史，重点关注宋代《尚书》学不遵注疏的特点及其涉及文献辨伪的内容，受到思想史、哲学史影响的新式经学史，则因种种原因更加忽视宋代《尚书》学；而《尚书》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多集中在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及清代，除辨伪问题外基本与两宋历史无涉，客观上也促使宋代《尚书》学不受重视。此外，宋代《尚书》学的专题研究普遍视经典阐释为自足的文本，或单纯排比、对照阐释间的关系，或直接从中归纳阐释者的思想，存在经典阐释的历史语境不明或过于宏阔疏离的问题，无法揭示《尚书》学之于宋代政治、思想的参与及贡献，反过来又助长了经学史、思想史对宋代《尚书》学的忽视。

这种研究的不足，归根结底在于未能深入宋代《尚书》学的问题意识，未能进入阐释者的世界。鉴于此，绪论章第二节“《尚书》在宋代政治中的角色”，通过分析宋代知识人所理解和坚持的《尚书》在政治中的角色，展示他们在日常政治实践中“释放”《尚书》影响力的诸般途径，以此明确《尚书》在宋代主要被视作君主之轨范，《尚书》阐释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时政判断的给时君提供规范性、可实践性价值的行为。本节内容有助于准确把握宋代《尚书》学的问题意识，历史地理解和呈现宋代《尚书》学，是全书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北宋政治的重大主题和热点话题是变法，南宋则是和战。本书第一、二章即重点研究《尚书》学对变法、和战等时代命题的回应。第一章“《尚书》学与熙宁新政”，聚焦北宋神宗熙宁时期，变法派（王安石）和反变法派（范纯仁）人物的《尚书》学。第一节主要解读范纯仁进呈神宗的《尚书》选讲本——《尚书解》，分析他是如何通过运用选取《尚书》经文，对所选经文作有选择性的解释，以及沿袭、改造和舍弃汉唐注疏等方式创造出《尚书解》，以确保其严格针对他所认为的时政弊病，更为显明地表达他对神宗的劝谏。第二节主要分析王安石在与神宗、反对派对话时阐释《尚书》的种种情形，并结合《书义》等，勾勒出他借此构建起的一整套思想和话语体系。本节揭示出《尚书》在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和实践中所扮演的重要而独特的角色，即回击反对者、坚定神宗的变法决心，同时也呈现出王安石与反对派在《尚书》阐释上的诸多冲突与对话。

第二章“《尚书》学与高、孝中兴”，聚焦南宋高宗、孝宗两朝，考察《尚书》学如何回应复仇、孝道、近习等与和战、中兴密切相关的时政话题。第一节从苏轼《书传》的复仇话题在南宋前期《尚书》学中引起的回响入手，探讨不同的阐释者针对苏轼之说或承袭、或改造、或批评的态度，及其背后基于时局、政见的现实指向。这一节的分析也表明，在阐释经文表达复仇论方面，《尚书》学具有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的特点。第二节主要解读孝宗朝重要政治人物史浩的《尚书讲义》，考察史浩在阐释经文时，如何通过巧妙地引入新的概念、话题，偏离传统的阐释重心，来表达他关于孝宗朝“子继父”“三年丧”和近习等关键性政治问题的见解与思考。

第一、二章所揭示的《尚书》阐释中的“有为之言”，大多针对某一政治人物、举措、事件等，其语境也相对具体。第三、四章则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考察《尚书》学之于灾异论、心性论等传统中国重要的政治理论的回应。第三章“《尚书》学与士大夫灾异论”，以苏轼为切入点，考察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于灾异事应说的不同态度及其变化原因，辨析其灾异常数说，旁征时人的灾异论并检讨主流史料，通过重新梳理和认识宋代士大夫灾异论的特点及演变，在此政治思想的脉络下，来准确理解两宋《尚书》阐释中的灾异论。第四章“理学中的《尚书》学”，通过考察《尚书·大禹谟》“虞廷十六字”的阐释类型及演变，以此为例，展现《尚书》在理学的心性论，以及基于此的针对君主的修养工夫论的理论构建和运用中的角色。第三、四章的研究也表明，重视《尚书》阐释，有助于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宋代的士大夫灾异论和理学。

最后的“全书结语”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经典阐释的角度，归纳宋代《尚书》学表达“有为之言”的若干方式。二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尝试总结《尚书》学研究对于宋代思想史和广义的政治史研究的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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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