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字五行属什么意思？岐字五行属什么意思和含义！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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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为地名、地图、地理在古代都是揭示地理实体的学问。根据古今文献记载的分析，人类认识地理实体的过程是由个体开始，继而研究各别个体的空间关系，进而揭示实体的构成、联系和性质，这一认识过程正好是由地名到地图再到地理；由其产生的渊源关系也揭示出三者皆是共同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的科学，故都是组成地理科学的成员。

关键词：地名；地图；地理；渊源关系

地理实体的研究，在地名学史、地图学史、地理学史的研究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内容。所谓地理实体是指和人类生存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地理环境的各别个体，人类为了认识、了解、利用和改造周围的地理环境，需要命名一定的名称，使组成地理环境的各别因素，各别特定地域得以区分，于是便产生了地名，侯仁之指出：“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对于其生活地区，必须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生活下去。最初，他们必须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捕鱼，什么地方去打猎，什么地方去采集作为食物的果实和块根等等，”这里的“地方”，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理实体”。王成组也认为：“从迁徙无定的采集和游牧生活，改变成为定居的农耕生活，可能是一个个居民点定名的一个关键。居民点的定名也会引起许多山川的定名。······在文字记载发生以前，各地地名可能早已采用，但是象黄河中游一带所发现的所谓仰韶文化遗址，距今大约四五千年，还难以了解遗留的文物中的原用的地名，究竟如何分布。”美国学者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 James，1899~)也指出：“早在有文字的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前，人们即使在他们住家附近短距离内进行考察时，就能区别出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的差异。”以上引述说明地名的产生是很古老的事情。

在我国由于汉字属于象形文字，地理实体的形象以致演变为文字者较多见，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这就是汉字的起源。一般将汉字的形成总结为“六书”，即：“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宜，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论事，令长是也。”由“六书”内容可见，地理实体的外部形态和内在性质，确是汉字的渊源之一。我国早期的文字之一的甲骨文，迄今已发现约4500字，但可认识的只1700字左右，内中约有500字系为地名专用字，可见地名在文字产生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据施和金“《说文解字》中的地名”一文的研究，《说文解字》中有约450个纯地名用字。

文字中的地名用字，因是象形而来，有的恐怕最初应是地理实体的粗略画图。《说文解字》中，说“丘”为：“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为山丘形状的图画，上述引文接着写道：“一地也，人居在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象形”。进一步说明，这一图画的构图意图。又如岐字，写道：“岐，，从山支声，因岐山以名也。，古文岐，从枝从山。”“岐”来源于画图形象很明显。《成蓉镜禹贡班义述》中写道：“文选西京赋薛综注云，岐山在美阳县界，山有两岐，因以名焉”。后来周文王所封的??国，因境内有岐山而名，??乃岐的派生字，这种描绘地理实体的图画，可能就是一种原始的地图。根据陕西省西安市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在陶器上刻画的30余种示意符号，山东省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图象文字，都可证明，作为原始地图的图象的出现是可能的，其中有的后来演变成象形的文字，金应春、丘富科认为：“由此可见，我国文字出现以前，以至7000至8000年以前的仰韶彩陶文化时期，出现原始形态地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刘国钧、郑如斯认为“文字是从另一种东西——图画——发展出来的”，卢良志认为：“这么一来，图上的地物图画就演变成既是抽象化的地物符号，又是最初的文字——象形文字。于是形成了这一时期地图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地图的地物符号与象形文字溶为一体的时期”。

由此可见，地理实体的表示方法，最初是使用象形符号来实现，将单个地理实体的符号用方向与距离汇集在同一平面上，就成为地图。大家知道，将人类对地理实体的观察记录下来，就成为地名知识；由于“古代的地理调查是把地名作为唯一的资料进行研究的，在地理学的素朴阶段，地名的研究价值是很高的。似乎可以说地名是地理学的‘故乡’”。可以认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地名知识和地理知识几乎没有区别。德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大师赫特纳（AlfredHettner，1859~1941)写道：“所有这些民族对于自然的观察，只是着眼在一些地区和地点的个别事实，而不曾着眼到整体的特征，因此按照这种观察真正的性质，还不能算是地理学的考察。”然而，这些正好是地名学的考察，是地名学知识。

中外学术界都认为人类最早的地理知识（即地名知识）是用图而不是用文字表示的。侯仁之指出：“最初有系统的地理知识，有很大可能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图来表示的”。曹婉如也认为：“因为地理知识的表达最早可能是用图而不是文字”。金应春、丘富科认为：“事实说明而且理应在人类社会出现文字之前，我们的祖先即可能使用简单易行的方法绘画图形，或制作原始地图模型，直观、形象地表示他们当时认识的‘世界’，表示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各种有关的地理事物的分布，创造出缺少文字注记的原始地图”。郑锡煌也写道：“有资料说明，最初地理知识的表达，很可能是用图而不是用文字”。法国学者保罗·佩迪什（Paul Pedech)也指出：“最早的地理知识以绘制地图作为开始，文字评述形式的描述后来才有，以作为地图的补充”。

在我国古代流传“九鼎·山海图·山海经”的传说。说的是夏代禹铸造过九个鼎，鼎上铸有不同地区的山川、草木和禽兽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山海图》；以后人们根据图上内容，写成文字表述为《山海图经》。九鼎据说毁于秦代；根据九鼎所绘的《山海图》，直到晋代尚有流传，陶潜（陶渊明）诗有“流观山海图”之句；梁张僧繇所绘十卷《山海图》直到宋代还存，宋以后则未见《山海图》的记载，只有《山海图经》流传，最早记载《九鼎山海图》的文献是《左传》，内有“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人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明代学者杨慎在《山海经补注》中写道：“则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曰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至秦而九鼎亡，然图与经存”。清代学者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序”中写道：“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图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鼎亡於秦，其先时犹能说其图以著於册。刘秀又释而增其文，是《大荒经》以下五篇也。《大荒经》四篇，释《海外经》、《海内经》一篇，释《海内经》当是汉时所传。亦有《山海图》，颇与古异”。近代和现代一些学者，也持此说，如王庸写道：“由是观之，则山海经之原始状态，殆以图为主体，而文字不过其‘附庸’，所以补图绘之不及者；及后世图失其传，而文字始反客为主”。郑锡煌也写道：“对于九鼎和九鼎之图，有人说：九鼎传到秦朝才被销毁，而九鼎上的图，后来流传下来被称之‘山海图’。《山海经》这部早期的地理名著，则被认为是九鼎之图的文字说明”。这一传说固然不若文献记载的材料真实可靠，但却与中外学者一致认为的“最早的地理知识的表述形式是图而不是文字”相吻合。

从我们今天所见的，由袁珂校注的《山海经》来看，确是有按图索骥的较浓厚色彩，首先，《山经》全文共15503字，有347个山名，358个河湖名称，两者合计地名共705个，这些地名共分成5个区域，即南西北东中五区；然后又用次一级区域分解为26个小区。由此可见，《山经》和托勒密（Ptolémée，90~168)的《地理指南》（Guide to Geography)极为相似，托氏该书共8100个地名，按欧、亚、非三大洲分为3大区，然后再分成82个地区来进行阐释。其次，《山经》以5大山经系列，划分为26个次一级支山经，以首山为基准，标出方向、距离，进行相对位置的测算，确定地理实体在空间上的坐标；《地理指南》则以三大洲82个地区的经纬度为基准，然后按相对位置推算具体地名的经纬度位置；两者都着意地名空间位置的确定，特别是“托勒密几乎不得不完全根据里程数据来推算经度”，方法也与《山经》不谋而合。再次，《山经》除了空间位置的确定外，特别强调自然资源的蕴藏分布，包括矿物、动物和植物，似乎标志着当时的社会已从采集、狩猎的自然经济进到定居的农耕经济，这大约相当于”到距今约四五千年前，我国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已因各地自然条件和资源不同，黄河、长江以至珠江流域等地区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采集渔猎的综合经济。草原地区的民族部落则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和渔猎采集的经济。有的靠近湖海或河流的氏族部落虽已有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发生，但仍经营着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经济”，其地名种类是山脉和河流、湖泊。这与公元2世纪托勒密所撰以反映有人居住世界各民族的聚落——城市，内分一般城市、沿海城市、沿河城市和内地城市的《地理指南》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托勒密的时代，地中海地区已进入商贸经济的阶段。内容的这种差别是时代不同的反映，而围绕地名进行空间位置确定的主体特征，则似乎说明两者都试图以地图来揭示地理实体的内容。佩迪什指出：“托勒密指出的地理学的内容，应是绘制地球上已知地区的图形，并描述了其中所包涵的主要事实，例如海湾、大城市、民族、有意义的河流以及其它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这样一来，他就把地理学和地图学等同起来。于是，人们可以十分有趣地见到，在地理学发展问题上，托勒密又重新回到爱奥尼亚人的观点去了。爱奥尼亚人认为地理学家的主要任务是绘制地图。描述地理学便被抛弃掉了”，这样看来，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是根据“九鼎”上的“山海图”按图索骥地描述下来的传说，似乎有相当大的可能性。

古代地图作为地名的表述形式，可以《晋书·裴秀传》为证，《裴秀传》写道：“又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缺；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之秘府。”上述引文，很明显地说明用地图表述山川地名．其实这种情况还可以上溯到管仲（？～前645)所撰的《管子·地图篇》，内中写道：“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圜辕之险，滥车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廓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在地图上，了解地理实体的起伏高低，类型类别分布状况，外部形态，内在特征，景观形象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表现地理实体的内涵内容和外部联系，被认为是战国时期作品的《周礼》中，以地图记载有关地理实体的知识，说得更为清楚。《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遗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野。”

正由于古代以地图来表达地名知识，如果地图测量不准，精度不高，或未能即时反映地名的变化，结果对地名知识的表达就不能使人满意，《裴秀传》所说的“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郦道元在《水经注叙》中也写道：“但緜古芒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负”，也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当然《裴秀传》中“禹贡地域图·序”和《水经注》中“水经注叙”的上述引文，还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人类对地理环境利用与改造所引起的变化，是很大的；因此，老地名的隐逝，新地名的涌现，都要通过不断地调查，用图和文字来加以表示。

从以上论述，我们以为地名的产生，是因为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择地而居，择地而食相伴进行，为了互相交流，采取简单的图画符号表示周围的地理实体，产生了最早的符号地名；单个的符号多了，容易互相混淆，因此人们开始用方向、距离将周围地理环境的各别个体的符号联系起来，成为客观形象的图幅，这便是早期的地图。侯仁之在论述最初的系统地理知识是用图而不是用文字表示时，曾经用《尚书·洛诰》中的“俨来以图”为例，论说“根据这段记载，不但说明我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地图，而且还告诉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已经利用了地图。地图较之文字能够更有效的表示一个地方的地理特点，它是地理学特有的语言”。赫特纳也指出：“用文字表达不出空间的观念，或者只能大略地表达”，他还说：“地图已经有悠久的历史。我们从爱奥尼亚人的科学时代就知道它们，但是似乎在此以前已经有了地图”，后来，一者由于地图的绘制难度大，一般人难于操作，加之要有一定的比例，在纸未发明之前，材料的选取也不容易，保存也很困难；二者因地理实体的形象符号，随人们的构图设想的不同而差别很大，很难有统一的体例可循，故识别困难，使用受到限制；因此，人类有了文字之后，便使用文字将图上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说明。《周易·系辞》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淮南子·泰族训》说：“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内中“以制度量”显然指地图的测算绘制，“察陵陆、······高下之宜”，指图上内容的文字说明，而文字说明应是地理的最初形式。

赫特纳指出：“在其它大多数科学中文字是唯一的表述，图片只作为补充说明；而在地理学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表述则分为制图表述（并以剖面图、图解、图片为补充）和文字表述，两者不能互相代替，而必须互相补充，因为地理表述的任务问题既不能用这一种也不能用那一种表述方式的表现手段完全解决，”时至现代，地名学、地图学和地理学已经成为相互有别的科学。然而，由于地理实体是三门科学都不可缺少的研究内容，因此，其密不可分的联系仍然一如既往。普雷斯顿·詹姆斯在1972年出版的著作中写道：“地理学的专门技术是关于位置的意义和事物的空间关系。地理学一向具有一种整体高于局部的传统信念，因此它去研究不同来源事物中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的部分的系统，这在理智上是不足为奇的。在地图的发明与应用上，地理学和地图学关系密切。一个地理学者是一个提出有关位置、距离、方向、传布和空间序的意义等问题的人”。他还指出：“制图技能和位置的分析是如此紧密相联，即使地图已经用计算机来绘制了，而关于作为分析手段的地图的应用，并没有丝毫失去重要性”。尽管赫特纳和詹姆斯的引文里都没有直接说到地名的内容，但包含有地名学的内容，是非常清楚的，正如前苏联地名学家茹其克维奇所说：“地名是地理事物的具体地址，是地理事物与地区的具体联系”，“如果没有地名，作为地理科学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的地图制图学是寸步难行的”，曾长期担任前苏联地理学会地名委员会主席的穆尔扎也夫也指出：“地理学总是无法摆脱以很大注意力来研究地理名称，因为地域是它们的共同研究的目标”，日本学者山口惠一郎也写道：“但是，如果用地名也是地域的概念来衡量，地名理论和地理学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基于上述道理，拙作“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地名学”、“地名学与其它科学的关系”和“地名学的产生”等，一再阐述“地名→地图→地理”的产生过程。笔者以为：地名是地图上的文字表述内容，地图上的各种符号也是表示地理实体的，因此，可以说地图是用文字、符号、影象按方位、比例尺表现的地理实体分布情况；它是地名的聚合，能综合地反映地理环境的各个组成个体间的地位和关系的客观规律，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是从个体开始的，因此首先产生了地名；但地理环境的各别个体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其它个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表示这种联系，最好的形式便是地图；为了把地图上的内容表述更清楚，于是便产生地图的文字说明，这便是最初的地理学。

我们以为，地名→地图→地理的产生过程，是基于三者都是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了解、利用和改造这一完整过程的反映；目标的一致，曾经使地名学、地图学和地理学在起源之后，数千年间互相结合，很难分开。19世纪中叶以后，近代地理学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样，开始了学科的分化，作为“科学之母”的对地球的描述的地理学（Geographia)，形成为包括广泛的地学（Erdkunde)系统，地名学（Toponymy)和地图学（Cartography)都是这个系统的成员。而且笔者还认为地名学和地图学都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三个学科产生的渊源联系，也是对这一结论的有力论证之一。

作者：刘盛佳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第4期

选稿：耿瞳

编辑：李春燕

校对：何雨桐

审定：张纯瑜

责编：罗舒平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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