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是用单字好，还用双字好？这个问题，不只让今天的新手爸妈们犯难，就连古代的皇帝都要为自己名字的单双数纠结不已……

小时候，我有个挺偏执的想法，认为单字名优雅清冷，双字名土气且累赘，而那些曾在先秦至汉晋之间与我“打过照面”的帝王将相、俊杰英豪，很大一部分都是单字名。于是我对自己的双字名很是鄙夷，不禁想要追本溯源，中国人取名用单字还是双字，到底是如何取舍，又如何演变的？#历史开讲#

单名：一看你就很贵

史海溯洄，原来自先秦起，华夏民族的大名就基本由单、双字组成。春秋时看似怪异的几个名字，如秦国将军百里孟明视、孔子之父孔叔梁纥，也都是单字名。只不过，此类称呼包含了氏、名、字三个系统。譬如百里孟明视，百里是家族的氏，孟明是字，名是视。孔叔梁纥，孔是氏，叔梁是字，纥才是他的名。以单字为名，双字为字，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习俗。

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最高统治者是怎么取名的。在西周东周整个周王世系的近40代周天子中，只有9位是双字名（也叫复名），其中还有好几位是亲兄弟，属于一个爹在特定时期取的名；两汉的28位皇帝（包括被废的），只有3位原本是复名，但即位后也都改成了单名；三国两晋的帝王世系里，也唯有东晋末代被人挟持上位的晋安帝司马德宗、晋恭帝司马德文是复名。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臣武将，如萧何、韩信、曹参、卫青、霍光；马援、窦宪、马融、班固、荀彧；诸葛亮、关羽、张飞、周瑜、陆逊、典韦、程普……也都是单名。

为何单名能如此强势？首先要说到命名的来源。

如果遇到一个陌生人，你会怎么称呼他？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表达是“诶”。早期部落聚居时，要和人打招呼，大概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方式。日子久了，人们发现,有一个代称才方便交流。此时，取名字的灵感可能大多源于个人身体上的明显特征，比如黑、高；而当人口有所增长，部落制变成王朝，跨入更文明的时期，人们彼此的称呼，就慢慢有了些讲究，如商朝的帝王，称呼多是天干里的甲乙丙丁：仲丁、武丁、盘庚等，后人认为，这取自他们的出生日期；到了周朝，华夏先民进入第一个文明鼎盛期，周王的名称就是昌、发、诵等，已具备各自的寓意。不过，因为此时人口数量不多，语言文字也不发达，都是单名独领风骚。

再后来，单名占据时代主流长达千年之久，除了慕古风气，最主要的原因，要归结于当时的避讳制度。

中国的避讳制度源远流长，周代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原则。对于这三种身份的人，旁人既不可指摘他们的过错和短处，就连名讳也不能触碰，如果赶巧取名用了相同的字，就必须自行更改。

到了秦汉时代，封建制基本崩溃，中央集权，皇帝更有独断的趋势，于是尊者愈发尊贵。秦汉不止避讳死者，和皇帝名讳同字、同音的人物、礼俗礼器、山川大泽，甚至前代君王都必须避讳。比如，为了避秦始皇政大名，正月被改成了端月；因汉文帝名刘恒，田恒被改为田常，连恒山也更名为常山；汉景帝名刘启，于是商纣王的庶兄、春秋宋国的开国之君微子启，被改成了微子开；汉安帝的父亲名庆，自此姓庆的都改为贺，百官上奏称贺，也不能说庆祝什么，而要贺祝……

避讳如此兴师动众，于是也有人发了恻隐之心。汉宣帝刘病已，在继承汉家大统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询。他在诏书里解释了这么做的理由：“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刘病已这名字在当时太大众化，如果不改，病、已两字都需要避讳，老百姓说话办事稍不注意就会触及敏感词，并因之获罪。宣帝为方便群众，便更名为询，只需避这一个字。和他持同样想法的，还有汉昭帝刘弗陵，曾改名为弗，汉平帝刘箕子，改名为衎。衎字较生僻，需要避讳的场合就更少了。

在宗法社会，不止尊者要讳，家里的亲者、长辈也必须避讳。如果父亲名“友”，子孙们在家里说话，就不能开口闭口我的朋友谁谁谁，而要找个同训字进行替换。《颜氏家训·风操》如是说：“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比如汉惠帝刘盈，他代替避讳的字是满，《说文》里说“盈，满器也”；光武帝刘秀，他的避讳代字是茂，《说文》“秀，茂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秀才被称为茂才；汉明帝刘庄，避讳代字是严，庄就是严的意思，所以《庄子》曾被叫《严子》；再如因避讳晋简文帝之母郑阿春而改的成语皮里春秋，代字就是皮里阳秋，《尔雅·释天》：“春为青阳。”

所以孔子才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到别人家拜访，需先问清对方家长的大名，以此找寻同训字规避，才不触犯人家的禁忌。由此，每一个族长、家长，以及即将成为家长的人，也都尽量取单名，以方便社交。这就是为何翻开两汉三国史书，陈平、张良、周勃、耿弇、吴汉、邓禹、班超、张绣、魏延、邓艾、姜维等单字名充斥其中的原因。

此处有一个问题，古人在成年后，大名使用率降低，都需要取一个字，作为自己在君、亲、师之外社交圈的称呼。当时通行“名”为单字，“字”为双字的模式，那么，那些尊者、亲者、贤者如果都是双字的“字”，避讳起来不也很麻烦吗？

事实上，避讳制度和“以字代名”一样，源于尊敬父辈所取的大名，因此，名才是需要避讳的对象，所以有“名讳”之说。字作为通行的社交代称，无需避讳。

复名：站在你风光的阴影下

汉时单字名固然风靡全国，但违时绝俗与潮流背向而行的也不胜枚举，如：冠军侯霍去病，汉武帝好友李延年，小舅子李广利，名臣韩安国，名将赵充国，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张安世，宣帝朝宰相于定国，等等。这其中，“去病”“延年”是对健康的美好愿景，“安国”“充国”则代表了安邦定国的志向，都算有因可寻。李延年、李广利兄弟二人出身微寒，父辈怕是想不到儿子将来能成为左右帝国命运的人物，又怎会生出复名有碍避讳的担心。

然而，复名者很快就变成了被打击的对象。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为体现新朝新气象，王莽以遵循周礼的立场，对国内进行了从上到下的改革，其中以改名最为突出。不仅山川、地点、官职之名被改，就连时人取名，王莽都要指挥一把：“令中国不得有二名。”

王莽之所以下此诏令，是因为《公羊传》曾有“（春秋）讥二名，二名非礼也”的论断。其实，《公羊传》只是儒家弟子上课时传授和记录的内容，讲的多是儒家的理想，揣度圣人的大义，未必完全属实。王莽虽然通读儒家经典，却是个迂腐的形式主义者。他抓住此句，大行复古之事，令全天下都不得取双字名，甚至连远在塞北、早已臣服汉家的匈奴单于也不放过。单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上书回复说：“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活生生把四个字的音译名，逼成了一个字。

王莽对此甚为得意，后来如果有人对他无礼或有不臣之心，他给予对方的一记惩罚就是，将之打回原形，从单字名改回双字名。比如，王莽的孙子王会宗，在新诏令下改名为王宗，王宗是王莽长子王宇的儿子，王宇因劝谏父亲收敛一些，而早早被毒死，王宗于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嫡长孙，王家一切成果的继承人。看到爷爷老态龙钟的模样，王宗按耐不住跃跃欲试的心思，偷偷制作了一套天子服冠。结果事发，王宗吓得赶紧自行了断，可王莽还要进行“人格”上的侮辱，诏令天下将王宗之名改回王会宗。在满朝都是单字名的年代，取复名是要被众人嘲笑的，就像被黥面一样，谁都知道那是受罚者的标志。双字名就这样变成了耻辱的符号。

王莽政权仅存15载，但在他风风火火的推动下，原本就流行的单名，更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出现的人物只有60人为双字名，其中属西晋或三国时期的有12人。这12人大多是齐鲁滨海一带人士，那里靠近蓬莱仙岛，自古盛产方士。《晋书》中的这些复名者，绝大多数和修仙修道有些关系。二字名如此寥寥，单字名风行一时,与王莽的推波助澜不无关联。

另外，汉晋以来分封宗室子弟为诸侯王时，也有一字王和二字王的区别。所谓一字王，指的是楚王、齐王、赵王、吴王、燕王等，这类诸侯王大多占地广，拥有3个或以上的郡，享受大片领土的赋税。而二字王的封地相对就寒酸多了，大多只有一个郡，郡下大概辖8-20个县。如济南王，地盘在济南郡，河间王，只享有河间郡。如此一来，单字更如北斗之尊，让人趋之若鹜了。

单名胜双名，似乎还关乎天道阴阳吉凶。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万物的根本。中国人讲究好事成双，姓是一个字，名也取一个字，合则成偶，代表了圆满。

复名是如何后来居上的？

既然如此不受待见，双字名又是怎么抓住际遇跳脱出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呢？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局势。西晋末期，司马氏困于八王之乱，周围少数民族趁势南下，抢占中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原人的名字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早期，由匈奴人建立的汉赵，羯族人建立的后赵，巴氐人建立的成汉，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后凉，羌族人建立的后秦，鲜卑人建立的前、后、南燕等政权，在文化上纷纷向中原靠拢，取单字名。但后来鲜卑族的乞伏部、秃发部，匈奴的支系卢水胡族，纷纷带上本族名字如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沮渠蒙逊上阵，冲击了单名，复名才有了一方阵地。

到“五胡”逐渐消散的南北朝时期，汉人政权的南朝刘宋皇室，也开始以双字取名，如刘义符、刘义隆、刘子业等。复名由此又引出了班辈名字，即在二字名里选一个字为固定字，以明辨兄弟和亲族关系，如宋武帝刘裕的七个儿子，均以“义”为班辈字，宋孝武帝刘骏的28个儿子，均以“子”为班辈字。

所谓上行下效，皇族带头换风气，底层民众就冲着新鲜劲儿，也要效仿一把。据学者董刚的不完全统计，《宋书》中出现的245个人名中，复名者有137人，数量压过了当年风头无两的单名。

双字名的兴起，原因之二，在于修仙和五斗米教的盛行。自东晋开始，“之”字忽如春风拂地，吹进千万人家。譬如琅琊王氏：王羲之同辈中名里带“之”字者有12人，子侄中有22人（如王献之、王凝之），孙辈以下的有近40人。还有画家顾恺之、名将陈牢之、南朝天文学家祖冲之、“白袍将军”陈庆之、史学家裴松之，等等，均以“之”命名。“之”既不是班辈，取名者也并非都有亲缘关系，为何就成了香饽饽？

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道出了答案：“盖六朝天师道信徒以‘之’字为名者颇多，之字在其名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之以‘昙’或‘法’为名者相类。”原来共通之处竟在这里！东晋盛行天师教，因为入教需要缴纳五斗米，又被称为五斗米教，“之”字就是该教信徒的标志之一。据说是因为五斗米教的教徽就像草书的“之”，信徒们为了证明自己与该教一体，就纷纷将标志烙印在名字当中。后来，教主孙恩叛乱被镇压，五斗米教就此衰落，加上南朝佛教开始盛行，与五斗米教相关的“之”字名也就越来越少了。

至于第三个原因，还是避讳。

南北朝时，避讳的规则严格到趋向变态的地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今人避讳，更急于古。”避讳规则比先秦汉晋的古人还要严格。他认识的亲戚中，甚至有人讲究避讳好友、避讳同音字的，关系生疏的人仓促之下，很容易就触犯了他人的忌讳，坐在一起聊天，几乎句句有冒犯，让人无所适从。面对当时社会共同遇到的这个难题，大家能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取复名，然后再将《礼记》中早有规定的“二名不偏讳”搬出来，以做挡箭牌。

所谓“二名不偏讳”，是说如果名字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连起来都相同，就无需避讳，比如孔圣人的母亲名叫颜徵在，只要孔子在家里说“在”不说“徵”，说“徵”不说“在”，就不会触犯母亲的讳。两个字完全重合的概率，比之一个字寥寥，需要避讳的也就少了很多。皇帝叫陈霸先，你只要不也叫“霸先”或“先霸”，就稳了。

自此之后，复名蔚然成风，毕竟降低了至少一半的重名率，不至于出现王莽时王家皇室与底层农民起义军多次重名的尴尬：王莽的叔父叫王凤，绿林军领袖也叫王凤；王莽的儿子叫王匡，绿林军另一个将领也叫王匡。两个王匡战场相逢，最后皇室的王匡死于绿林军之手。真真是“缘分”不浅。

再则，双字所蕴涵义显然比单字深。大唐名相杜如晦，名字来源于《诗经》的“风雨如晦”，而其下一句是“既见君子”，那么名如晦，暗示了杜某人或者自己是翩翩君子，或者得遇知音明君，皆是良意。再如“房谋杜断”另一主角房玄龄，他给两个儿子取名为房遗直、房遗爱，灵感来自孔子称赞的古代圣贤：“叔向，古之遗直也”，“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足见复名的表达力比单名大得多。

摄影／朱子浩

山东德州回族安氏家族，是古苏禄国（南洋岛国）王族的后裔。明永乐年间，来京朝贡的苏禄东王巴都葛·叭答剌，病故于德州附近的驿馆，其二子三子留在中国守墓，改姓安、温，遂有安氏一脉延续至今。在上方展示的这两张世系图上，能清楚地看到双名中存在班辈字以及单双名共存的情况，由此也体现出安氏在中国本土化的程度之深。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复名，他曾很大度地下诏说：“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只要名字不是连读一样，就无须避讳。不过，尽管皇帝本人通达，但后代或下级官员为了尊奉或拍马，总要自行“阉割”。唐代三省六部中的“民部”就因为触了李世民的讳而被改为“户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李世勣，也被避称为李勣。更夸张的是，据传观世音也曾为了避李世民讳，而被改称观音。

因此，尽管复名早已被接受，但唐宋的皇帝，除李世民、李隆基和赵匡胤外，还是以单名称世。而民间则是单名、复名两开花，各家可自行选择，于是方有我们熟悉的白居易、李商隐、周邦彦、王安石、范仲淹……单名与复名旗鼓相当、平分秋色，单名的继续清冷高贵，复名的则更具诗意内涵，这似乎又可以与宇宙阴阳的大道理暗合，天地万物，旨在平衡。

不过，时至今日，在这场非主动的较量中，双字名似乎已垂拱仰成，稳坐今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