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租赁契约签订的时间长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租赁关系的稳定程度，此房屋的租赁期限为三年，属于中长期租赁，这就说明稳定的租赁活动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已然存在。而且，此租赁采用的支付形式是“毯”，这和该时期主要使用实物货币的情况相契合。

除了上述租赁契约外，史料中还有诸多关于这一时期租赁活动的相关的记载。伴随着民间工商业的兴起，地僦钱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僦钱，也称“僦钱”。“僦”是赁的意思。地僦，顾名思义为租赁土地。

一、租赁契约

此土地与租佃的“土地”有很大不同，此土地是指经商者租赁的市场里的摊位和房屋等。由于这一时期市场上大多土地房舍由政府控制和持有，同时诸多平民商贩需要租赁摊位房屋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在这一背景下，这一时期此种租赁活动整体呈现较为活跃的状态，在走马楼三国吴简中就有诸多相关记载。

吴简中所记载的该时期的租赁物品包括稻米、布匹、麻、船只、酿酒工具等，其中关于稻米租赁的文书有很多，这与当时长江中游生产优质米有很大关系。

如“入小武陵郷嘉禾二年米六斛嘉禾二年七月廿”（壹·193）。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孙吴政府实行盐铁酒专卖，酿酒工具等租赁通常需要缴纳租赁费用，作为政府重要的收入之一。

另外，由于政权的变动和战争的进行，这一时期人口大规模向南迁移，为这一时期马具、交通工具等租赁活动的盛行提供了契机，如《北齐书》有关于琅琊公主租赁车辆的信息–“琅邪公主虚僦千余车”。

另外，该时期西北地区发现的《建平年按赀配生马帐》中的记载“次八月内买马并赁马都?赀?”也反映了该时期的马具租赁活动。

《广雅》云：“傭，役也。谓役力受直曰傭。”即受雇于人。雇佣，具体指雇主对受雇者劳动力的租赁，这种租赁通常是有偿的。雇佣活动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史书中也多有记载。

据调查研究发现，两汉时期雇佣活动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广度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雇佣契约文书也已经普遍使用，在《居延汉简》中就发现有大量的雇佣契约文书。

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总体说来，与雇佣活相关的文字记载相对前朝较少，但也存有一定数量。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雇佣关系都要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契约形式，以达到约束雇佣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目的。

“平出銭二百廿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五銭雇元年所調布麻水牛皮并”（壹·1144），上述所例是一段反映三国吴国政府雇人运输布麻牛皮的简文。与上述简牍属于同一性质的文书数量较多，由此可知，吴国统治时期雇佣劳动力的现象较为普遍。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这种现象的出现和三国时期常年战乱、社会动荡导致劳动力大量减少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三国时期孙吴商业较为发达，在农业上和在商业上都对劳动力有很大需求。

这一时期雇佣劳动力的来源较为丰富，除雇佣家贫无法自给的劳动者外，还雇佣俘虏、流民、大男、大女以及新吏等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恢复。雇佣的报酬与劳动力的强健程度、技能水平、身份地位等紧密相关。

通常而言，劳动力健壮、身份地位较高且有特殊技能者的收入较高。如房景伯出佣智力获得的收入较高，足以养其母、供其弟。但纵观这一时期，劳动力的雇佣者的报酬总体较低微，这是雇主剥削受雇者的表现之一。此外，劳动强度过高是雇主对受雇者剥削的另一表现。

《晋书·孝友传》记载，王延家贫，“隆冬盛寒，体无全衣”，于是“昼则庸赁，夜则读书”；吴逵，“家极贫窘，冬无衣被，昼则庸赁，夜烧砖甓”。这些兼具独立人格和意志自由的被雇佣者与诸多具有依附性质的“客户”、“部曲”同时存在，这是这一时期雇佣活动中特有的一种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时期的雇佣文书中可以看出，该时期雇佣活动广泛存在于各个行业，且鉴于行业的不同，受雇者拥有“佣力”、“佣运”、“佣牧”、“佣匠”、“佣书”、“都养”等不同的称谓。

如《晋书》记载祈嘉“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都养”即在书馆中充当劳动力以获取报酬的人，其实质上属于雇佣劳动者。

二、雇佣文书的改变

进入魏晋时期以后，由于纸张的使用，雇佣文书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和全面。但是，并非所有的雇佣都要形成文字契约，如《北凉玄始十二年(423年)翟定辞为雇人耕糜事》所反映的未立契的雇佣活动。

在雇佣关系中由于劳动报酬或违约事件相关要素，通常可能会引起争议甚至由此而导致诉讼的案例屡见不鲜。从上述辞文的内容–翟定雇用王里安儿、坚疆耕作一日，支付报酬“大绢?匹”，我们可以知道，此呈辞是因为雇主翟定和雇工在劳动报酬上发生纠纷而产生的。

从残存的辞文中，我们并未见其提到立券或券文规定之类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正是由于此次雇佣没有事先签订契约，故发生纠纷后，只有向官府呈辞请求处理了。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一些短期、临时性的雇佣，并不是都签订契约的。

通常而言，只有长时间的租赁会事先签订契约。分析其内容可知，其属于雇主武城诸户与劳动者赵沙弥商量同意后所签订的承包放羊任务的契约。

契约中对发生羊折骨、死损、破坏等各种状况时的归责做了明确规定，契文内容极为详细，具体包括雇佣时间、雇佣双方、报酬、劳动范围、保证条款等。比无契约的雇佣有了更多的权益保障，避免了雇佣活动中纠纷的发生，这是雇佣发展一个划阶段的进步。

此外，该契约也强调了雇佣双方的平等地位，如“々行二主”。和前朝契约相比，可以发现，雇佣契约的发展趋势是：契约条文逐渐细化，奴役型的雇佣契约越来越少。

三、商业契约文书的形式演变

中国古代商业契约文书的形式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变进化。总的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业契约文书有判书式、合同式和单契式三种，其中合同式为其主流。

判书式渊源于先秦西周时期，属于我国契约的早期形式之一。判书盛行于西周至两汉时期，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依然有少量判书式商业契约文书存在。

尤其是在这一时期，用“买地券”作为阴间的土地买卖凭据的习俗仍然流行于世，而“买地券”屡次被发掘，对于研究判书形式有非常珍贵的资料参考价值。如《晋太康五年(284年)杨绍买地砖莂》和《南朝齐永明五年(487年)始安县秦僧猛买地石券》两例。

《晋太康五年(284年)杨绍买地砖莂》曰：“对共破莂”，《南齐永明五年(487年)始安县秦僧猛买地石券》曰：“分券为明”，无论是“破莂”还是“分券”，均表明了上述买地券为“半分而和”的形式，都是判书形式的商业契约文书。

“合同式”是继判书式之后出现的一种契约形式，合同式较之之前的判书式契约则更符合现代合同的特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颇受器重，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无论契约的载体是简牍还是纸张，都延续了判书一式两份的分支形式，两支契上通常都含有全部的契约内容，然后在两契的合并处写上“同”、“合同”或“合同文”，使两契上各带有“同”、“合同”或“合同文”的一半字迹，最早的款缝制度即源于此。

验证时将两契合在一起，只有两契的“同”、“合同”和“合同文”完全相吻合才证明是真契。当前发现最早的合同式契约即源自三国两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合同式的商业契约文书是主要类型，如吐鲁番阿斯塔那53号墓出土的简牍《西晋泰始九年（273年）高昌翟姜女买棺约》，在契约的开头处，就写有“同”字的右半“司”，且契约较为完整，因此，可以把其看作是简牍作书写材料的合同式契约的典型代表。

再如，《东晋咸康四年(338年)丹徒县朱曼妻买地石券》是仿纸契制作的买地券。在券契的左侧，同样刻有“同”字的一半，此买地券让我们可以对合同形式的契约有具体的了解。除此之外，经过研究发现，近年在吐鲁番新出土的《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年）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券》就是合同式契约。

经过观察和研究表明，此券的背面，有“随葬衣物疏”内容的四行字，是对券纸的二次再利用书写。另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在“随葬衣物疏”内容的四行字之前，券背已经留有“合同文”三字的左半。显示出此买奴券在立券时是书写的一式二份，券成后，将两份背面合在一起，在中间写下“合同文”三字，然后买卖双方各拿一份。

这应是当前纸质券契中，背面半书“合同文”最早的一件。从纸背留存“合同文”三字后半边观察，此券是买奴券的左券。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知，万事万物都要历经一个从萌芽、产生、发展的过程，合同式契约当然也不例外。南北朝以后，虽然由立契人署名画押的单契出现，但合同契并未遭遇冷落，而是和简洁便利的单契共同发展，日渐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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