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在我国哪里发射

前言

嫦娥奔月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并称为中国四大神话嫦娥是中国神话体系中历史悠久的文化形象,它有着复杂的流变体系,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中国神话在后世的发展中有着诸多走向,体现在文学领域中较为常见的两个走向分别是神话历史化和神话文学化,二者之间又有着互相影响的关系。

因此嫦娥形象从神话走向历史再到文学,这期间经历的演变与发展颇多,从文人笔记,到节日传说,尤其是到了明清通俗小说中,嫦娥形象经由文人重塑,产生了全新的、不同以往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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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意味

明清小说的创作中,有一部分作品会受到宗教思潮的影响,从而在作品中有一定的体现。例如《历代神仙通鉴》中所塑造的神仙类嫦娥形象,其中就蕴含了深刻的宗教意味。关于作者徐道的现存资料并不多,从已有的文献可知,徐道是明初滇池侯徐英之子徐人瑞的六世孙,他本人就是一名道士,并且《历代神仙通鉴》一书又名《三教同原录》,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本身就具有非常浓厚的宗教意味。

清初吕熊的小说《女仙外史》中,将嫦娥形象做了人情化处理,使嫦娥转世为唐赛儿,将其称之为“女仙”,这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的宗教意蕴。作者吕熊笔下的主角唐赛儿,史有其人,是明代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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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唐赛儿幼时便能诵读佛经,有预知未来和奇门异术的超能力,后来传习白莲教,“自号佛母,预言成败事颇验,往来益都安丘即墨寿光诸县,相煽诱”,并收获了诸多信徒。

明代永乐十八年,唐赛儿发动起义,并迅速攻破青州莱州、寿光、即墨等九个地区,后因寡不敌众败给朝廷的正规军,但唐赛儿本人并未被官军俘获。

白莲教的前身是南宋初年的“白莲菜”团体,自成立以后便被正规佛教徒视为异端而被朝廷降罪取缔,元代初年曾有过短暂的解禁,而后再次被禁,明清时期的白莲教信奉“无生老母”,一直被官方正统视为邪教异说。作者吕熊将这一历史史实与传统神话相融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上的改编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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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人情怀

小说的创作及人物形象的重塑,都离不开作家的主观意识,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改变往往透露着这个作家,或当时那个时代所蕴含的文人情怀,明清小说中嫦娥形象的重塑自然也离不开文人情怀的传达,这一点在清代小说《聊斋志异》及《女仙外史》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对传统的嫦娥形象进行了较为彻底的重塑,把传统神话中窃药飞升、与后羿的夫妻关系,以及寡居月宫等情节都做了忽略性处理,直接将嫦娥的出场设置在人间,赋予她独立、甚至超人的能力,并且设定了在人间生子成家的团圆结局。

嫦娥形象的这种重塑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人情怀。首先,蒲松龄的个人遭际,以及社会大环境对他的影响,这些都与作品内容的呈现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科举制对文人士子影响深远,封建礼法森严,男性地位彰显,对女性的规矩束缚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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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是儒家文化的信仰者,重视传统礼教,此外结合他个人的经历,科举多年不成,终身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因此综合以上情况可知,蒲松龄笔下塑造的人物自然会流露出他本人的思想底色,即清代礼法森严的大环境对他的影响,以及他自身情况下的男性视角创作。

《嫦娥》篇将嫦娥的身世背景弱化,只交代是“妪独居,女忽自至,告诉孤苦。问其小字,则名嫦娥”。嫦娥突然到访,孤苦无依,被收留后每日做女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将嫦娥窃药,背叛丈夫飞升月宫的情节有意忽略。

这样一来便将嫦娥形象做了净化处理,符合清代传统礼教对女性的要求,也符合男性视角下所预期的女性形象,符合男性审美,也有利于开展后续的重塑和创作。

此外,作者加大笔墨重塑嫦娥的人物形象,也体现出作者本人对嫦娥形象的喜爱和肯定,在作品中流露出对女性的一种不自觉的关怀。在传统嫦娥神话发展的过程中,嫦娥形象常常与“偷窃”“蟾蜍”等贬义意象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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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文学作品后,在诗词中多是对她弃夫奔月后孤独悔恨的描写,在小说中则多表现出对嫦娥的道德谴责,或在一些民间故事中呈现出红颜祸水式的形象等。

然而这些体现的都是对女性角色的边缘化处理,将嫦娥置于一种被动的、附属的地位。但在蒲松龄笔下,嫦娥则呈现为一种相对主动的地位。她为宗子美一家带来了财富,并且有着当家的能力,当家庭遇到危机时,嫦娥起着主心骨的作用,宗子美、颠当及其他人都听命与她。她不再是被动飞升,而是主动放弃回天庭的机会,主动留在人间生儿育女。

蒲松龄笔下的这一切安排,虽然宗旨都是为了男性而服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嫦娥的自主权和地位,女性意识逐渐觉醒。这体现在蒲松龄身上,是一种男性意识下,对女性形象的不自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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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俗情调

嫦娥形象由神话进入文学,这正是世俗民众和文人墨客创作的结果。在明清小说中,嫦娥形象主要体现为神仙类和人情化两种重塑方向。随着明清小说的发展,对嫦娥形象的重塑越来越多的朝着人情化的方向迈进。

中国神话的发展常常是由单独的神,逐渐出现配偶化的倾向,例如嫦娥和羿、伏羲和女娲、牛郎和织女等夫妻神。神话系统在发展中逐渐庞大。这种将神话中的神明冠以配偶的倾向,正是神话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婚配习俗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从而呈现出的人情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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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嫦娥形象在神话中逐渐发展演变为嫦娥与羿相捆绑的夫妻神形象,这本身就是神话人物形象在不断世情化的结果,其背后透露出的正是“道不远人”“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

回归到嫦娥形象的核心内容,即凡人偷食不死药而飞升成仙,这体现的正是祈求长生的世俗化愿望。所谓世俗化即一般不写神性的超人的英雄,而写普通的人与事,即使写神性的超人的英雄也将其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事,以贴近实际的人生,世俗化也是文学创作平民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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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的先民对日月都有着原始的崇拜,《礼记》有“天子春朝日秋夕月”的记载,即天子祭拜日月。这种原始的月崇拜信仰,随着嫦娥奔月神话的发展,逐渐与嫦娥形象相连接,到了唐宋之际,嫦娥的月神身份在民间得到了广泛认同,到了宋代,月神肖像正式进入帝王神庙被供奉起来。

唐代起,中秋节与嫦娥奔月、吴刚玉兔月宫、唐明皇等形象链接起来,在诗词、小说和民间故事中得以流传;到了宋代,中秋节习俗大肆盛行;发展到明清之际,中秋节成为我国仅次于除夕的第二大节日。正是由于世俗情调的推动,使得节日习俗和嫦娥形象结合在一起,并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使得嫦娥形象得以不断重塑。

嫦娥奔月不复返的情节模式已被固定,所以人们多在诗词中想象嫦娥的状况,赋予她现实的关切和人性化的思维。在小说中,如《说郛·三余帖》中有一段关于嫦娥形象的描述,写羿对嫦娥思念成疾,嫦娥派人传来相见之法,最终得以相会。

这里塑造的嫦娥虽已成仙,但侧重的是人间妻子身份,这体现了世俗大众对团圆的渴望。发展到明清之际,小说中世情化的成分得以张扬,嫦娥形象在小说中向着人情化的发展方向被不断重塑。如前文所阐述的《开辟衍义通俗志传》《七十二朝人物演义》《聊斋志异·嫦娥》《镜花缘》和《女仙外史》等,对嫦娥形象的重塑无不彰显着世俗情调,这些主要蕴含着道德伦理层面的文化内涵,以及对人性意识层面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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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嫦娥人情化形象的塑造体现着大众的心理认知和审美期待,世俗伦常和历史故事成为了嫦娥故事展开的依托和重点。在此基础上,嫦娥形象和文化内涵渐趋丰满,明清小说对嫦娥形象的此类重塑是世俗情调的集中体现。

总结

神话是原始先民创造出来的,以故事和想象的方式表达原始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探索与理解。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神话逐渐向文学领域发展,呈现出神话文学化的特点。嫦娥奔月神话正是这样,原始的神话体系随着发展逐渐庞大且复杂化,并向文学领域不断迈进,嫦娥形象便成为一种文学母题,在诸多文学作品中不断被重塑。

嫦娥形象在中国文学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嫦娥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不断被重塑,这种重塑现象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与研究,有利于对嫦娥形象的发展、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明清小说的发展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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