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姓女孩名字大全属兔，姓魏好听顺口女孩名字

作者：魏秀堂

在我们老家那边，历来称父亲为爷，称母亲为娘。

我爷讳宗钦，生于1923年农历二月初六，197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辞世。只活了五十五岁！在他那个年代，作为农民，颠沛游离、吃苦受累那是家常便饭。可至今让我等兄弟姊妹想起来就痛彻心扉的是，他走得太早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更多孝敬，他就离世了，以至到现在常常羡慕那些还有老人可以孝敬的同龄人：他在世的时候，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条件好了不知多少倍，如果父母还在，那得有多好啊！这正是人们常说的：子欲孝而亲不在。心头之痛，谁人能解！

限于当时条件，爷和娘生前没有一张合影。这一张是请人用电脑合成的。

爷和娘的身高都属中等偏上。爷形象英俊，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五官端正，体态匀称，待人和善，朋友很多，在家乡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念过几年书，一般的字都能认识，而且会写美术字。他教我写的头一个美术字，是内外勾线一笔而成的“有”字，写法到如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可当时我怎么写都不如爷写的好看。我刚到济南读书时他嘱我，信一定要写给嫲嫲，但回信都是他来写，有时几百字，有时千把字，字写得蛮好看，内容有条理，表达很清楚。小时候过年，家里门上贴的对联他自己写过，后来才由我们这些孩子来写。

爷年轻时在村里是一位活跃人物，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他当年踩高跷的身姿。他还能哼几句京戏，比如《空城记》中诸葛亮的唱段“我站在城头观山景……”。可以说，爷算得上多才多艺。更主要的，还是他里里外外，凡村里男人能做的事情，他一般都比别人做得好：种的庄稼比别人家的产得多，喂的牲畜比别人家的长得壮，养的花比别人家的鲜艳，缸里的金鱼比别人家的欢实，笼中的鸟儿比别人家的叫得好听……当然，孩子更是教育得比许多人家的好。

小时候与我们同住一个大四合院的大爷一家有个弟弟，名为丰堂，长大后文笔颇佳。他用这样一段话，留下了对我爷的印象：“生而敏锐，童时习句读，即日记数百言。后逢乱世，家道中落，他不得已辍学耕田。受礼仪家风陶冶，吾叔一生以‘孝’为帜，时时以儒家思想来完善着自己的人格，故他身上透着奉亲至孝，妙道守中，圆融通达，友善亲邻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锻铸出了他的凝聚力、亲和力。就其性格而言，他较为内向，甚至肃穆了得，不怒自威是他的常态。虽这般地望之俨然，却即之也温，所以他家中经常宾朋满座，群贤毕集，茅舍论世，品茗神侃，有东晋名士王导之风。吾叔不但好客，还本真地热爱花木。花木，是他最好的生命场，他家的院子里植满了奇花，屋子内也摆满了异草。‘柳院闻莺，花池观鱼’是他中年以后的生活写照。一花一菩提。他与花木为伍，采其灵气以食之，天长日久，他的精神家园便拓展为牧场，视野也随之由逼仄走向了辽远。”在丰堂弟的笔下，爷的道德品格、精神世界，跃然纸上。

娘是小脚，脸白白净净，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一看就知道她有教养，从来不多言多语，更不会惹事生非。每天头发都梳得整整齐齐，身上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见人说话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多少年中，一个当天井（老家院子的叫法）里住着两家人，可娘和大娘妯娌俩从来没有闹过别扭，更不用说同其他邻居们了。广为村里人称道的，还有娘最擅女红，针线活做得特别好，衣帽、鞋子，样样都做得漂亮，我们穿在身上，总会让人羡慕让人夸。我上小学后不久加入了少年儿童团，也就是后来改称的少年先锋队，人人都有一条红领巾，轮到我的时候，只剩一条，边边角角，需拼接而成，我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拿回家后，娘二话不说，很快就用红色丝线一针针拼连了起来。针脚那个细，一点也看不出来是拼接的。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了。

娘出生的巩家桥村，在我们村西北五六里处，小时候都是娘带着我去姥娘家。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姥娘，只记得有个姥爷，因病瘫在床上，不会说话，每当看到我，只会用一条胳膊摇来摆去，肯定是想同我亲近。我便走上前去，拉拉他的手，亲热地叫声“姥爷”，然后就被舅和妗子（我们那里舅妈的叫法）领到别的房间。晚上留宿的话，就同二表哥睡一个被窝。大表哥已经结婚了，他们住在南屋。同我们家的祖宅一样，姥爷家也是一个四合院，进门前也是先登上一段台阶。不同的是，他们家的院子是长方形的。隔壁还有一个院子，也是长方形的，里面的房子不多。到我长大到济南上学，姥爷已经去世了。每当放假回家，我都要去看唯一的舅和妗子，他们每次都做好多菜招待我，吃完饭还曾把我介绍给村里一个在外面读书的学生，让我们一起交流。但是，从读大四的时候起，我再也不去了，原因是因为舅家是富农，影响了我的出国留学和入党。现在想来，我真是昏了头了！我不去看他们能表明什么呢？对我的这种决定，娘肯定是不满意的，但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如今想起舅和妗子，还有表哥、表嫂和表姐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恨不能打自己的脸。但事已晚矣，再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只能对娘的在天之灵说声对不起了……

前面提到，我小的时候，知道在村里魏姓人家很多，曾问爷，村里姓魏的是从哪里来的。爷说，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从此我就以那里为根了。我参加工作数年以后当了记者，经常到各地执行采访任务。有一次回到山东，到了一个距老家临朐不远的地方，那次协同采访的组织方与我闲谈时，说从洪洞县出来的人，世代都有一个特殊符号，就是脚的小指甲盖是分成两半的。我这才猛然想起自己从小就是这样。还有人当即开玩笑说：“不信就把袜子脱下来看看！”

其实，爷遗传给我和弟弟、妹妹们的自然不止于此。最明显的是小手指是弯的（到我的孩子还是这样，不过弯曲的程度已不如我们这一代）。还有走路八字脚，娘就说过：“你们几兄弟走路的姿势和爷一样一样的。”留在记忆中的还有，上初中的时候，暑假回家，在互助组里与叔叔大爷们一起锄地，天热活重，全身是汗，只好脱下上衣，挽起裤腿。大家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有位大爷看着我评论说：“这孩子和宗钦一样，没有腿肚子。”这也是事实，年轻时我的大腿很粗，但小腿细。

本文开头的话就说到这里。我主要想回忆和详述的，还是爷娘对我的无尽恩情。

教育之恩

我们家共有六个孩子。我是老大，生于抗战期间的1940年；老二臣堂比我小四岁，出生于抗战后期；第三个孩子是大妹淑英，比我小九岁，出生不久便迎来新中国的成立；再后面是三弟满堂，比淑英小两岁；最小的弟弟是君堂，比满堂小两岁；小妹淑芹，比君堂也是小两岁。

让我们好好上学，一直是爷和娘的共同心愿。目的都是为了我们好。爷常告诫我们的一句话是：“不好好上学，将来找不到媳妇。”极为朴实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不是有这样一首《劝学诗》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盅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爷可能没有读过这首诗，但他那句话却暗合了诗中的意思。事实也如爷所说，我们兄弟四个，当时家里就几间房，四个儿子都在家里的话，在哪成家？没有房，谁家姑娘会跟？当然，我到济南上学以后，心里想的，倒也不只是为了能找上媳妇，或是为了个人有个好前程，也想将来如何报答疼我爱我的祖母、生我养我的父母。再后来，自己又有了更高的志向，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作贡献了。

但是爷和娘教育我们，不用这样的大道理，他们自有一套教子之方。

我从小就是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并非天生如此，而是爷和娘夸出来的。爷特别喜欢孩子，特别愿意当着外人的面夸自己的孩子。

写到这里，想起家乡方言中，经常遇到会说但写不出来的字。比如，老辈的人在表扬或夸奖某人时，用的是三声PIAN，但不会写。我考证的结果，可能应写做“谝”。随着家乡孩子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一些生僻的方言用得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下面还是用“夸”而不用“谝”这个字吧。爷夸我最多的是“听话”。

我最早记得爷夸我，还是在逃荒五井的时候。五井是我们村西南方的一个镇。

抗战时期，包括我们老家那一带，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村里人四处逃难，有些闯了关东，更多的逃到外乡。爷娘为避难，带着不到两岁的我到了那里，以给大户人家加工煎饼为生。依稀记得，那时爷和娘没白没黑地推碾、推磨、摊煎饼，没有多少时间花在我身上。那时我刚刚会走、学会说话，在他们干活的时候就把我放在一边，给一个小板凳，边干活边教我唱儿歌。回想起来，我自小学会的儿歌都是爷娘教的。一首是：“小板凳，一崴快，上南京，做专卖。挣了钱，拿不动，雇上毛驴往家送，喜的老婆拍打腚。”还有一首是：“老猫老猫，上树摘桃，听见狗咬，下来就跑，磕了个骨碌子（意为“摔了一跤”），拾了个棉袄。”最有教育意义的是：“长尾巴狼，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沟里，媳妇让到坑头上。”

我上面的小故事，是结束逃难回到家里后，爷当着嫲嫲等夸我时说出来的。等我懂事了，爷又夸我是“同一条街上最听话的孩子”。小孩子大概都是这样，越夸越好。我就是在爷和娘的不断夸奖当中成长起来的。

娘也喜欢我。但她更多地是把对我和弟弟、妹妹们的爱化作默默的付出。我们小时候，商业和服务业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不但吃的东西基本上都产自自家土地，穿的衣服、鞋子，戴的帽子，甚至还有袜子，都是娘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娘的针线活儿做得好是出了名的。每年腊月，她不但得准备好大半个正月吃的干粮，用肉汤煮好一大盆干豆角，还得把我们每个人的新衣服、新鞋子、新帽子都赶在年前做出来。常常我睡了一觉起夜时，看到她还在煤油灯下飞针走线。那时没有电灯，最早点的是豆油灯，后来好一点了，就点上了煤油（洋油）灯，灯上有个罩。同住一个院内大娘家四妹秋英对此也有印象。她说：“婶子一年到头从来不午睡，劝她中午休息一会儿，婶子总是说，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儿，整天忙还做不完。晚上常常到后半夜才上床睡觉，冬天刚天亮又起来把水缸里的冰砸开，准备生火做饭……”在我的记忆当中，也只有过年后的半个来月，除了准备菜伺候客人，家务事相对少一些，娘还能轻松一些。那些日子也是她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候。特别是大年初一这天，我们每人都一身新衣走到街上听到被人夸的时候，娘的脸上便绽开了笑容。

这就是娘和爷的不同，她不太在口头上夸奖我们，倒是更乐意听到街坊邻居们、亲戚们夸她的孩子们。

娘虽然富家出身，但非常善良，一向同情弱者。当我们家境好的时候，只要听到门口有讨饭的，娘从来没有拒绝他们。那些讨饭的人非常自觉，一般不进家门，而是站在大门外打起竹板说些吉利话。娘听到后就拿出煎饼，让我去送给他们。后来也让弟弟、妹妹们这样做。很明显，娘是让我们从小养成同情弱者的习惯，做一个善良的人，多做善事。事情虽小，但对我影响极大，一直到现在也不忘娘的教导，有机会就做好事，做善事。

等我上小学以后，一是自己不够努力，二是要帮爷忙些地里的活儿，开学好多天了还没有到校的情况差不多是常态。记得有一次开学好几天了，娘还让我去菸地里干活，爷在前面锄草，我在后面把草捡起来，把根上的泥土磕掉，一小堆一小堆地放着，以防杂草再生。出门前娘哄我说：“好好干，晌午我给你烙糖火烧吃。”我只是听话地答应，不让上学就不去。那时我的个子还没长太高，蹲在地里拾草，爷看不到我，不一会儿就坐在地上睡着了。心中有愧，回到家里自然不好意思问娘烙糖火烧的事。回想起来，倒不是爷娘成心不让我把学上好，而是实在没有办法。家里那么多地，地里那么多活儿，光靠爷一个人哪干得了？这时候，爷无法夸我学习成绩好，但只要有一点好的地方，还是照夸不误。那时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阶段。初小应为四年，我实际只读了两年半；高小应为两年，一年半就算毕业了。上高小了，有书法课，叫“写大仿”。写得好，老师表扬，在仿纸上画一个个红圈。我拿回家，爷看了高兴，但嘴上没说什么。到了去东朱阳村我二姑家时，他把两张我写了字的纸盖在了盛礼物的小箢子上。回来后告诉我说，二姑家的姥爷说，我写的字可以当字帖了。这里说的“姥爷”是我二姑的公公，婆婆是二姑和爷的姨，所以爷称这位老人为“姨夫”，我自然得叫姥爷。虽然姥爷夸我的话不能当真，但是我听了还是很高兴。从此，我对写大仿兴趣更浓，到了初中就开始给家里写对联，到了高中就有人家请我写喜幛、挽嶂等。工作以后，偶尔参加单位内或外面的书法展，也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自然也可以说，这是爷小时候鼓励的结果。到了济南以后，我的学习成绩就好了，年年优秀，各种学生干部我基本都当遍了，各种荣誉得了不知多少次。放假回家，把成绩单交给爷，把一学期的进步向爷说说，他到外面夸我就更有底气了。

自打到济南上学之后，我懂得了要讲究卫生，所以放假回到家里，都里里外外打扫一下。特别是春节之前，也像在学校那样进行一次大扫除，院子里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包括排水的阳沟也得掏干净。屋子里，不但地面，所有家具都要擦拭，连两把老式椅子的雕花也擦得一尘不染。爷看了，总是满意地说：“打扫得真干净。”我是一个越夸越来劲的孩子。到了下一次，只会比上一次做得更好，从来没有“戏流胡淌”或者“流二行三”（均系家乡土语，意指不正经或不认真）。

爷还用一些听来的故事教育我，在外求学，回到家里万不可“撇腔”，尤其对长辈，该怎么叫还是怎么叫，免得让村里人，特别是长辈们笑话。他讲的故事是说，一个孩子刚离家两三个月，再回来就开始撇腔拿调。别人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昨天晚上。”别人一听，再问：“什么？坐着碗上？”就这样，闹出了大笑话。我时刻把爷的话引以为戒，哪怕是步入晚年也未敢忘记。所以直到现在我还会讲家乡话，还记着不少家乡土语。时至今日，我离开家乡已六十余载，回去过无数次，从来没有人说我“湿涨”（家乡话，意为“爱显摆”）。有一年回家过春节，正月初三被县领导召去参加座谈会，我一开头就说：“真是锢董，我在北京平时都是讲普通话，但一回到家乡，马上就能转换成家乡话……”这“锢董”一词，在家乡人的口中，是“不解”或“奇怪”的意思。连孩子也注意到了，只要老家来人，或给老家亲人打电话，我说话马上变成了乡音。脸一转向再同他们说事儿，又是一口基本标准的普通话。——自以为基本标准，但在别人听来，多少总还是带一点家乡味儿。自然，我以还能讲家乡话自诩，实际上早就不那么纯正了。这可能是与普通话相互影响的缘故吧。

我们家亲戚多，嫲嫲在世的时候，正月初二起，一直到十五，天天都有人来看望嫲嫲，中午招待客人自然要在嫲嫲住的北屋里。只要我从外面回来，爷或娘每次都让我到北屋去见客，站在那里规规矩矩地叫一声，算是礼数到了。时间长了，也就全都认识了他们，知道了他们与嫲嫲和爷娘的关系。以前，各家都不让小孩和女人上酒席，只能等着吃客人剩下的饭菜。有刚会说话的孩子走到酒席旁，客人会主动夹起一口好菜放到孩子嘴里。我小的时候，得到的这种待遇不少。我想，这大概也是爷娘教育我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想让亲戚们知道他们有这么一个儿子。如果听到客人夸我两句，他们自然很高兴。

每次放假回家，爷娘总是为我准备好礼物，让我去看望亲戚。

爷娘当然不光是夸我，每个孩子他们都喜欢，有一点好就夸。

我和弟弟、妹妹们，就是在爷娘这样的关爱和鼓励当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喜欢孩子但不溺爱，疼爱孩子但不娇惯。他们对孩子有要求、有期待，但又尊重孩子，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最重要的是，以表扬、鼓励为主，少有大道理，重在言传身教。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我们六个孩子长大后各有所长，各有发展。

但是细想起来，爷娘的教子之方，其实并不有什么理论上的一套“方”。他们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和一些必要条件，对我们每个人的发展从来没有强求，而只是顺着各自的天性，看家里的情况而鼓励各人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稍长之后，也不是一味地要求我们听话，而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

不过爷并不总是夸我，事实上也有例外，也有被爷狠狠教训的时候。还是我在村里上学的时候，有个同学长得格外墩实，力大无比。有一天，他当着好多同学的面吹牛说：“咱们一起拔鼓碌子，量你们大家一起上，也不能把我摔倒！”我们都是解放后才上学的，虽然是小学生，但年龄大都不小了，让他这一激，立马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捺倒在地。在那之前，打架斗殴的事，我是从来不参与的。有一阵子，村里前后街的男孩子时兴“开火”（即打群架），分成两拨，在约定的距离之外向对方扔石块。这种事隔三岔五就有一回，但我从来不参加。那一天却不同了，也不知哪来的胆子，也跟着在后面抱人家的腿。结果闯了大祸，把那孩子的腿给摔骨折了。我刚回家，爷就抄起笤帚冲我而来。原来他在街上已经听说肇事者当中有他的“老实听话”的儿子。娘马上过来保护我。我躲在娘身后嗫嚅道：“是某某拉着我参加的……”娘很聪明，立刻拉着我走出家门，说去找我说的这个某某。实际上，我用的是一个小计谋。半路上向娘说了实话，等我们返回家里，爷的气已经差不多消了，不再说什么。后来，与受伤的孩子家长达在协议，凡参与的孩子每家赔一升玉米。虽然爷举起的笤帚没有落到我的身上，但这次闯祸的教训却让我记了一辈子。到如今，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当年如何把那位同学摔伤的细节，还有爷听说我参与其中后的暴怒，还如眼前。

我犯过的又一次错误，也被爷抓住了。那是去邻村潘家埠上高小以后。前面说过，因为都是解放后才有学上，同年级的孩子年龄参差不齐。我算是比较小的，有比我大五六岁的。他们经常在晚上聚到李姓那条街上打扑克。我也很想参加，或者去看看，凑个热闹。我们上学那时候，都没有书包，通常都用包袱皮把书包起来扎到腰里上下学，带的午饭也包在里面。我们从小就以煎饼为主食，给我带的午饭也是煎饼。因为不方便带菜，娘就在摊煎饼时给我打上一个鸡蛋，或者当香椿下来的时候，直接在鏊子上给我炒个鸡蛋，卷在煎饼里。柿子熟了、软了，方言称之为“烘柿”，拿来把汁直接挤到正在摊的煎饼上，再刮匀，就成了“柿子煎饼”。我从小就爱吃甜食，柿子煎饼最合我的口味。那时家里生活好，娘总是变着法地让我吃得好一些。说实话，我学习基础没有打好，主要还是不用功，因而成绩不怎么样。但是我的错误还不在成绩差，而是不说实话。有天晚上，我把书包好，谎称去同学家写作业，到了门口，偷偷把书藏进捆在手推车上的粪篓里就出了家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站在那里看同学们打牌，不多一会儿，爷突然出现了。我赶紧跟爷回家。半路上，他并没有训斥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看要下雨了，收拾东西时发现了你的书，已经放回屋里了。”此外再也不说什么。爷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并不高，但有些颤。我听得出，爷是在强压着怒火。就这如雷贯耳一句话，让我无地自容，比训我半天都起作用。那时那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从此更领略了爷的厉害，再也不敢撒谎骗人。

可见，我们小时候即使有错，爷娘也不总是批评指责，而是启发我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永不重犯。

要说父母对我的恩，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

抚养之恩

更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爷娘为抚养我和弟弟、妹妹们成人而付出的艰辛。

讲到父母为养育子女而付出的辛劳时，人们经常会引用一句诗：“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是清代慈禧太后《祝母寿词》中的一句。全首诗是这样写的：“世间爹娘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在又有了专唱父亲和母亲的歌曲，我百听不厌，每听一次都泪含眼眶。歌中有这样两句：“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人间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尝了十分”。这是我爷娘艰难一生的生动写照，每听到这首歌，我心里都一阵酸楚。

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爷娘好不容易结束了战争年代的四处奔波，在解放后迎来了新的生活。从战争和动荡的年代回到和平环境下，从此可以安心种地，别提他们是多么高兴了。我们家的地稍多一些，打下的粮食，爷积极交公粮，除了全家人吃和喂牲口，还有剩余。那真是前些年想不都敢想的好日子。

我们家祖上堪称富足，但后来家道中落，家境大不如前，但直到解放初还是比较富裕的。首先是因为家里的地仍然相对比较多。直到合作化以前，黄菸和蚕丝是家里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种菸是很费功夫的活，技术含量也高。从小我就跟着学，包括育苗、栽种、除草、摘叉、采叶。最后是把成熟发黄的叶子一把把绑到成把高粱杆上，挂到菸屋里烘。菸屋并不是各家都有。我们家就没有，得送到同宗的继光六爷爷家。他们家的菸屋在村西头，那里有他家的场院。菸屋里有架子，挂满后就开炉。日夜烘烤，连续好几天。我们家的菸，烘出来总是比别人家的黄，真是黄金一般。拉回家后，再一片一片折叠起来，捆成把，最后装到用高粱杆编成的帘子上，就能用手推车推到集市上卖了。我们家的菸总能卖出好价钱。

而养蚕则是娘的拿手好戏。这是一种细营生，先用上年留下的蚕种孵化出蚕宝宝，然后放到高粱杆帘子上或者笆篮里，一天喂好几次桑叶，不分昼夜。每到养蚕的季节，常看到娘的眼睛红红的，那是夜里睡不好的结果。那时我们家地多，每块地里都有桑树，又粗又大，估计树龄至少也有几十年。喂蚕用的桑叶，都是当年新长出的枝条上的。得先搭上梯子，登上去把这些枝条用斧子砍下来，运回家后再摘下叶子。上树砍，由爷来做，而我的任务是在树底下把这些枝条收到一块，以便装车运回，摘下叶子喂蚕。等蚕宝宝长大，身体由白变浅黄，通体透亮，说明成熟了，就在院子里扎上簇子，把蚕放上去，过几天蚕宝宝就做出了茧，自己化成了蛹。然后就可以煮茧抽丝了。记得那时候房家街有一家茧坊。送去的是茧，拿回来的是丝。一把把洁白的蚕丝换来的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爷曾告诉过我，有一年他去舅家借牛用遭到拒绝。他对此倒没怎么生气，只是暗暗发誓：“我早晚会过得比你好！”果然，那几年家里的日子真是红红火火。不但有了牛，用来拉犁耕地，而且有了驴，用来帮娘拉磨、拉碾。栏里养了母猪，在街西土场又建了一处新栏，里面养的是肥猪，还养过种猪。颇有点家大业大、各业兴旺的样子。

因为地多，自己种不过来，到了农忙季节就得请人帮忙，就是雇用短工。一是本姓邻居，谁家劳动力多又有空闲，就请来干个一天两天，当然都是付工钱的。另外也到村西边小店村短工市上去招人，爷早起就去，把人领回来吃早饭，然后下地干活。这与请本姓人帮忙的费用是一样的。

除了种粮食作物，我们家也在田头地脚种点芝麻、棉花之类，都是自用。十亩地北头路边的小块地，种的就是芝麻和棉花。收下来的芝麻，娘炒熟了加点盐，用擀面杖擀细，就成了芝麻盐，用来卷煎饼吃。芝麻秸则留着过年时烧火煮饺子。一是火旺，二是有劈劈啪啪的响声，图个吉利。烧豆秸也会有同样的效果。收下来的棉花，找人弹了给我们做棉衣。到了摘棉花的季节，娘就吩咐我去。这活儿倒是轻生，但得有耐心，还要细心。

在家境好的时候，爷经常从集市上给我们买东西。到潘家埠上高小的时候，我冬天戴的有遮沿的棉帽子，脚上穿的是白力士鞋和球鞋，喝水用的是白搪瓷缸子，这些都是当时的时尚品，在同学中领先潮流。这都是爷从杨善的百货门市部买回来的。能让同学羡慕，让我非常骄傲。特别是我的搪瓷缸子，有同学夸奖说：“用这样的缸子，水格外好喝。”我听了自然心里美滋滋的。但是，爷那时还年轻，应很喜欢时尚且好的东西，但他把好东西买回来给孩子，自己却很少用。

最值得回味的是过年。小时候盼过年，一是有新衣服、新帽子、新鞋，上下一身新，二是有好吃的。一到腊月爷娘就开始忙着办年货。过了小年，娘就把干粮蒸好了，有饽饽，有年糕，有米面（用小米面发酵做成的发糕）。年前总要宰上一头猪，一百多斤肉，爷从中间劈开，一半卖掉，一半留着自己吃和待客，年前要炖一大锅。刚开锅，我们就凑到旁边等着，等爷把最好的部位，一块块撕下来分给我们吃。真是口齿留香啊。没有炖的肉就挂起来，防止被猫叨走或被狗啃了。那时冬天气温比现在低，爷就把肉挂在屋梁上，不到一天，就冻得很结实。准备过年待客用的青菜，也这样冻了起来。像是芫荽（即香菜）、菠菜，还可以埋在雪堆里。那时候冬天雪下得多，每到寒假回家，我都要用手推车装上粪篓，把院里的积雪推到自家地里，等雪化了滋润土壤。年前还要做豆腐。一是用来上供，二是用来待客，三是自家吃。工序相当复杂。先用碾把黄豆碾成豉子，加水泡软，磨成糊子，放进锅里煮熟了，再点上卤水就成豆腐脑，再把豆腐脑用纱布包起来，用力在床子上揉压，把浆水挤出来，就成了豆腐。年后几天里，每次用锅热干粮的时候，娘都要在篦子上放同一块豆腐，几天后这块豆腐就硬了起来，最后变成了豆腐干。娘便切成细条，加蒜拌着吃。全家人都喜欢这一口。这就是爷那时常说的，“过一个肥头年。”老家方言，“肥头”是富裕、宽裕的意思。

从年轻时起，爷就喜欢喝茶，不但茶叶要好，茶具也讲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刚解放那几年，他就用上了青花茶杯（家乡人称之为茶碗儿），他特意告诉过我，是景德镇产的，还倒上茶水让我看，是不是透亮。他最喜欢的一把茶壶是紫砂的，把儿是两节小莲藕，壶身上镶嵌着花生、瓜子等干果，壶盖的钮是一个小荸荠，煞是好看。不用的时候，只要有空闲，爷常用抹布擦拭，所以那把壶总是铮亮铮亮的。后来我知道了一个名词，这就叫“养壶”。一把壶三分用，七分养，假以时日，方得好壶。

总之，用前几年因为一个小品而让很多人时常挂在口头的话来说，那时我们家就是“不差钱”。正是因为家里有这样的经济基础，爷才把我送到济南上学。在送我去济南的路上，爷见我有些顾虑，就说：“钱你不用担心，家里卖一帘子菸，就够你花半年的。”爷的话里底气很足。

我刚去济南的时候，爷娘给了我一床全家最好的被子，还有一条当时算得上是最时尚的棉线毯子。脚上穿的是新买的球鞋。娘问我穿球鞋的感觉，我说挺暖和。娘说，那就不用穿棉鞋了。当年夏天，经过了半年的补习之后，我顺利地考取了济南六中。那时，农村的孩子是可以考城里的学校的，不受户籍限制，考取之后即可转户口。我清楚地记得，接到录取通知以后，是爷带着我先到乡里找了在那里任文书的敬堂三哥开出证明，然后去冶源，那里设有区政府，拿到了迁移户口的材料。从西小章到治源有十五里地，我长到十五周岁，之前还从来没有去过。

爷娘和我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去济南一两年，家里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起因就是合作化以后，家里的优势转成了劣势，家境随之由富裕变为贫穷。而恰恰在此之后，我作为家中长子，一直在济南读书，不但未能及早尽到长子的责任，反倒给家里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初中三年、高中二年、大学五年，在济南读书整十年，爷娘为我的付出是全方位的。

先说穿的。我因为个子长得快、长得高，在使用布票的年代，用在我身上的布就总是比别人要多，每一件都是娘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正如古诗里写的那两句：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后来个子越来越高，头年还能穿的衣服，第二年就又短又小了。这越发让爷娘犯难。小时候，娘还能把她的衣服改一下让我穿，有一年过春节，穿的就是娘用她的棉袄给我改做的袍子，穿着有点长，跪下给长辈们磕头时，一起身就踩着后襟。后来，我都读大学了，一年暑假，见我没有长裤穿了，娘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她年轻时穿的一条大裤腰的裤子给了我。裤腰是白的，裤腿是浅蓝的，把腰一提，就高高地吊在膝盖下面。可我已经没有别的裤子可穿，就自己想办法改，先把裢腰缝起一圈，穿上松紧带，裤腰就不用提那么高，穿上裤子就显长了。可是上下两种颜色不好看，又花了很少的钱，让人帮着把整条裤子染成了黑色的。过了一年，个子又长高了一截，那条裤子又显短了，于是把裤腿接长，又穿了一年。这都是因为没有钱，也因为布票不够用。当然也是为了让爷娘少操心犯难。但实际上并没有减少他们的多少负担。一年四季，我不可能只穿这一条裤子。里里外外，包括鞋子等，凡是娘能做的，她都给我做。我个子高，喜欢打篮球，穿着娘做的圆口布鞋，没多久就把底磨破了。不用说别的，就只穿鞋一件事，那么多年里给娘增加了多少负担啊。所以，我自己从来不讲究，能凑合就行。包括有一年冬天学校里开展“北京至莫斯科”象征性长跑，那么远的距离，都是在学校的操场跑道上一圈圈跑完的，身上穿的是自己用破棉袄改成的棉坎肩，里面边件背心都没有。那还是上初中的时候。到了大学其间，整个夏天只穿一件T恤，脏了就中午洗一下，上课时接着又穿上。冬天一直穿的都是娘给做的大裤腰棉裤，没有体会过套上秋裤的感觉……让我最觉得体面的，只是到了大四以后，娘让叔伯二大爷家的姐姐给我做了一件中山装，冬天可以套在娘做的棉袄外面。

再说吃的。在这方面，娘从来都是先照顾嫲嫲和爷，再照顾孩子。到了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娘宁肯自己饿着，只要有一口吃的，娘都得尽着别人。因为营养极度不良，娘得了浮肿。她自己没告诉过我，倒是大娘家二姐对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娘饿得走路都困难了，只好拄着棍子、手扶着墙，去喝生产队里专门为救人一命而煮的豆浆……那三年中有一段时间，各家的锅都收走了，都去食堂吃饭。好多锅被砸了拿去炼铁充数。那是浮夸风刮得最盛的时候，国家按吹牛自报的产量收购，再交过公粮，实际留下的口粮就少之又少了，社员们只能挨饿。全国饿死的人为数不少，但到底有多少，没有正式公布过。好在爷娘当时没有饿死，但也大伤元气。他们双双早逝，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在家的弟弟、妹妹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也因此而大大影响了身体发育。本来长得结实、饭量大的三弟、四弟饿得掉了头发，还得下地干活儿。正在长身体的两个妹妹，自己本来就吃不饱，还得做家务活儿，得出工挣工分，去水利工地上出伕，或者去田里劳动。作为家里唯一的整劳力，爷不但工分得挣，还得在生产队的分配之外，另外想办法多弄一点粮食。那就是到外地的自由市场高价购买。钱哪里来？卖东西。家里有什么东西可卖？那时当地或者外县的农家，住的都是草房，修缮或盖新房用的是麦秸。家里的麦秸全都卖光了，也换不来多少粮食。其他的，爷娘结婚时留下的家具没人要，但上面的铜件——合页、吊扣有市场，于是也拆下来卖了。娘和爷结婚的时候，娘家的陪嫁是很丰厚的，为了救命，娘的嫁妆和首饰也卖了。除了这些，还有树，长在院子里或园里的树，只要稍大一点的，也一一卖掉。爷娘难成这个样子，作为家中长子，首先想到的是，我没有尽到责任。就是在那时候，我因自责才有了辍学的念头。一面继续读书，一面心中纠结：这学到底该不该再上下去？还能不能上下去？到了晚年，回到济南去看望大妹时，向她说起当时的想法：“想到家里难成那样子，真是不想再上学了。”她说：“即便你有这样的想法，咱爷和娘也不会同意的。”确实如此，在那种情况下，爷娘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半毫让我回家帮着种地的想法。我还真把自己心中的纠结告诉过爷，爷说：“不要想那么多，家里再难也得让你把学上完！”就这样，一面纠结着，一面坚持着。我把爷娘的艰辛和弟弟、妹妹们忍受的困苦化作动力，争取到了更好的学习成绩。

实际上，我在学校里虽说每月有定量，不至于饿成爷娘和弟弟、妹妹们那样，但同样也是吃不饱。上高中的时候，实在吃不饱，就把小地瓜咸菜当饭吃，因为太咸又吃得太多，第二天脸就肿得大大的。到了大学一年级，又因营养太差而得过浮肿。那是1960年秋天，因为浮肿，我成了一个被照顾的对象，重活儿不准我干，让我去看菜园子。我见菜地里有畦胡萝卜，立即动了私心，想吃。拔出来一看，只有筷子般粗。没有水洗，用手把泥擦了两下就吃了起来，接连吃了好几根。这也算是一次“以权谋私”吧。到现在我还对胡萝卜情有独钟，这也其中一个原因。

爷娘是知道我在学校吃不饱的。所以，除了让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吃上饭，还得从牙缝里省出一些给我。从家里返校时，娘总会给我摊几张煎饼，硬塞进我的包里。或者把好不容易省下来的一点麦子，炒熟了，再碾轧碎，用箩过细，叫做炒面，让我带回学样充饥。我知道这些得来是多么地不容易。但我不懂事，每次还是接受了。我接受了，就意味着爷娘和弟弟、妹妹们得不到了。

提到煎饼，还想多写几句。小时候一直在家里吃娘摊的煎饼。娘不但针线活儿一流，煎饼也摊得好，又软又薄又匀整。外出上学以后，每次放假回家，还是像以前那样，为了让爷和我们这些孩子们吃得好一些，娘总是头一天就去园里用篓子背回要烧的柴火，一大早就起来，把发酵好的煎饼糊子端到鏊子窝旁，然后坐在蒲团上摊了起来。因为家里人多，往往一摊就是一大摞。最后得一张张叠得整整齐齐再端上桌。等我大学毕业以后，每次从家里回北京，娘还是要摊一些煎饼让我带上。当然，这是家里粮食还比较宽裕的时候。走笔至此，看到一个微信群里有人写了一首诗，题目是《拿起煎饼想起娘》，句句都道出了我的心声：“看到炊烟升起的村庄，我就想起自己的家乡。拿起煎饼，总想起娘……”我离开家乡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我到现在还喜欢吃家乡的煎饼。一则那是家乡的味道，一则正是诗中写的：“拿起煎饼总是想起娘。”

现在，家乡父老都富裕了，不但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犯难，甚至不用自己摊煎饼了。各种主食，还有豆腐、点心之类，都有专业户生产，想吃什么，花钱买就是了。妇女们已从过去那一套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想想娘那时候，为摊煎饼，付出了多大的劳动！更不用说娘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粮食，还要摊成煎饼，让我离家时带上。那是多么大的爱和牺牲啊！

除此之外，爷还差不多每个学期都会寄给我粮票。那是把家里的粮食卖给国营粮店换来的。家里哪有什么余粮可卖？明摆着是从他们嘴里勉强省下来的。

爷娘就是这样的人，宁肯自己不吃，也不能让孩子饿着。如若不然，他们哪会双双早逝？

我在济南十年中，最让爷犯难的是钱。比如日常生活用品，我省了再省；学习用的工具书等，除非必须用的一概不买，但还是得用家里的钱。学俄文，一本《俄华大词典》是必须的，好多同学都有，但我买不起。一本要十四块多，比国家补助的一个月伙食费还多呢！哪来那么多钱？只好借同学的用。好在宗群二大爷家的养子陈金秋哥哥比我大，原在北京石油学校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去了东北，成了大庆油田技术人员，他给我寄了十五元钱，正好用来买了一本这样的词典。还有，往返的路费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返校时爷总会筹点钱让我带上。当我和臣堂两个人同时在山大的时候，爷就更难了。好几次见到仁堂哥的父亲宗圣大爷来与爷交流情况，他家正好也有两个大学生，也得东挪西借。在这方面，两位老人有着最多的共同语言。不同的是，宗圣大爷喜欢把过程说出来，笑嘻嘻的，一五一十，好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而爷一般不说，更不会当我面叫苦。无论多难，爷也不给我施加压力，更不用说劝我放弃学业，回家帮他度过难关了。有一次在外地与一位不认识的人说起话来，问我上的是哪所大学。我如实相告后，他赞叹道，一个农民的孩子，在那个年代能读到大学，太不容易了。他的父亲年轻时学习也很好，但他爷爷说，上什么学？还是在家种地吧！就这样，把他父亲的前程给毁了。我听完说：“相比起来，我的父亲母亲全然不是这样。他们生怕因为家庭困难误了孩子的前途。所以硬是咬着牙让两个最大的儿子把大学读完。”那人回应道：“你的父母太伟大了！”

前面提到的丰堂弟那篇文章，对他这位亲叔不同一般人的眼光，也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好客、爱花木是叔留给小章人的深刻记忆，但烙在小章人心头的是他供子读书的远见卓识。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亮点，是他村中留名的标记。”

榜样之恩

除了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是爷娘用言传身教，给我和弟弟、妹妹们树立了多方面的榜样。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爷娘最大的优点正在一个孝字。特别是爷的至孝，在全村都有公论。所以丰堂弟的文章中说他“以孝为帜”。

爷爷死得早，我没有见过，自然没有看到过爷在爷爷面前是何种表现，但我仅从他对嫲嫲的态度，就可以说，他的孝行是我们终生学习的榜样。

在爷娘带着我逃荒在外那些岁月里，自身难求一饱，但还是省出一点粮食，又冒着生命危险摸黑给嫲嫲送回家。往返都要路过来家林沟，那是传说中一个有许多惊悚传说的地方，夜间常有猫头鹰的叫声，每经过这个地方，常令人毛骨悚然。爷隔几天回去一趟，一是给留守在家的嫲嫲送点吃的，二是报个平安信息。还有，爷兄弟俩分家后，专门给嫲嫲留了一块地。大爷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主要是爷帮嫲嫲把地种好，打下粮食悉数运回，放到嫲嫲的粮食囤里。到了收获的时候，总是嫲嫲园西头那块地里的庄稼长得最好，单产最高。受爷影响，我知道了首先要把嫲嫲地里的活干好。那时候没有机器，一切都靠人工。比如在播种前先得耕地，大块地靠牛拉犁，边角地头则需要人用镢头刨。我五六岁的时候，刚刚有镢把高，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悄悄扛起镢头来到嫲嫲地里刨了起来。那是我头一次拿镢头，以为只要浅浅地刨一下，见到新土，再弄平就行了。爷看了告诉我，得刨到镢头那么深才行。虽然做得不合格，但长了知识，学会了刨地。更重要的是，知道了要先做嫲嫲需要的事，知道了嫲嫲是最重要的，要把嫲嫲的事摆到第一位。

平日里，嫲嫲单独起火做饭，但只要我家做好吃的，爷或娘总是要让我先给嫲嫲送过去，或者把她请过来一起吃。还有各种日用品，也都是爷帮嫲嫲操心。记得解放初，刚有暖水瓶卖，瓶胆外面是竹编的壳，爷就在第一时间给嫲嫲买回送到她屋里，并详细介绍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有一点我幼时不解，周围人家，无论大小，孩子都称母亲为“娘”，为什么爷不叫娘而叫“婶子”？那是对叔辈配偶的称呼。问题一直在心里，但从来没有问过。我猜想，是爷爷和嫲嫲特别珍视自己的两个儿子，怕自己的孩子养不好，就把他们当成“别人家的孩子”来养活，所以让他们不叫爷和娘，而叫叔和婶子。我自小就没有爷爷，只有嫲嫲。我听惯了爷整天“婶子”、“婶子”地叫个不停，是那么地自然，那么地亲切。一直到我长到十几岁了，还看到爷像年幼的孩子一样，经常蹲在嫲嫲身旁，或坐在嫲嫲床边，说这说那，商量这商量那。那画面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但在我心里，还是那么地清晰。大孝子的榜样永驻我心。

而我娘则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是至孝之人。爷对嫲嫲好，娘自然也跟着随着。娘和大娘关心和照顾嫲嫲，而嫲嫲则时常帮她们忙活，帮着照看我们两家的孩子，而且总是乐此不疲。

除了身教，也有言传。我还很小的时候，爷就给我讲二十四孝的故事，虽说少不更事，但那些感人的故事还是一一记在心里，还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也一定像故事里说的那样孝敬父母。

爷和娘的关系，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娘对爷，就像对小弟弟一样，生活上百般呵护，万般照顾。大事小情都听爷的，没见他们为什么事情争吵过。爷对娘来说，又是一个好丈夫。娘比爷大好几岁，家乡当年就这是这样的社会风气，女大男小，大娘也比大爷大好几岁。爷像对大姐一样关心和照顾娘，也教育我们如何孝敬娘。记得我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娘带我去村西十五里以外的大楼村去她的姥娘家，在那里小住了几天。到了约定回家的时候，爷牵着驴去接，一见面就让娘骑了上去，他在前面拉着绳子。这肯定是因为想到娘是小脚，走那么远的山路有困难。家里的大事小情，一般都是爷作主，娘服从，典型的夫唱妇随，十分和谐。但这不等于爷对娘不尊重。相反，他到外面做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回到家里都要和娘说说，说到有趣处，两人一起哈哈大笑。平日里，我则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爷把刚沏好的茶倒上一杯，递到娘手里。因为爷知道，娘的气管不好，一到冬天就常咳嗽，多喝水是必要的。后来，娘的病情加重，家里的弟弟、妹妹都还年幼，自然是爷张罗着请大夫开方、打针，或者买药、煎药。

像图上这样，当娘摊煎饼的时候，爷经常蹲在旁边，一面看，一面同娘说话。

祖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大四合院。大爷和爷先后结婚以后就分成了两家。房子归属是清楚的，但院子则不然，无法分割清楚，更不用说垒上界墙了。但两家大体上还是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大约是各自屋前的地面归各家使用。但实际上是有交集的，比如大爷家北屋前的西头同我们家西屋前面的北头，就无法分得清。两家的大人或孩子都从来不计较，更没有因此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再比如，进出大门走的是同一条路，斜穿过大爷家东屋南头和我们家南屋的东头，最后经过的是我们家的过道——自然是两家共用的通道。大爷家六个姐妹、一个弟弟，我们家四男二女，出生和长大都在这个大院子里。虽然分成两家，但我们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关系非常好。这首先是大爷大娘和爷娘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从记事起，我就没有看到他们有过什么不和睦的情况。但也像常言说的，亲兄弟明算账，财物上是分得清楚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从来没有你争多夺。一家外出，另一家就是看门人。不用说大的物件，就是一个鸡蛋，也不会丢掉。多年当中，每家都养着好多鸡，撒在院子里，各喂各的。两家的鸡好像训练有素似的互不抢食，各吃各的，晚上各回各的窝，母鸡下蛋也在各自固定的地方，万一下错我地方，另一家发现会主动送过去。还有，两家共用一盘旱磨和一盘水磨，旱磨在我家这边，安放在两家共同进出的过道里。所谓过道，从字面上理解，即进出大门经过的地方，实际上也是一座房子。我家的过道就有两间，东头一间用来喂驴——当然是家境好的时候，不但有驴还有牛。牛养在街边专门用来堆土的土场另建的一个栏里。西头一间便是磨坊。所谓旱磨，是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用来磨面的。夏季收了麦子，晒干以后就得磨成面，用来做馒头、擀面条、包饺子。春节前每家都要蒸好多干粮，所用的面，都是用磨磨出来的。每年暑假期间，收了麦子，打完场，晒干了，正好是推磨磨面的时节，这是我的一项重要任务。经常还有二弟臣堂一起，再加上淑英妹妹，我们俩一面推磨一面逗她笑，是我们的一大乐趣。

当年，院内的水磨在大爷家那边。旱磨在属我们家的过道里。都是两家共用。

而那盘水磨则安在归大爷那边东半部靠北的地方，正南是影壁墙，是过春节时贴“福”字的所在。水磨的功用，与老家世代主食——煎饼有关。全国各地，人们以煎饼为主食的地方不多，老家临朐算是一处。自小我们是吃煎饼长大的。当年，两家共用这两盘磨，都是互相谦让，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这都是两家老人和睦相处的结果。在如何赡养嫲嫲的问题上，两家大人和孩子可谓高度默契和包容，想做的和能做的，都主动去做，也就没有因此而产生矛盾。两家都认为，为嫲嫲做得再多也是应当的。这种观念和态度自然也影响到我们两家的孩子，从大爷家的两个姐姐开始，到后来我们这些，无论男孩还是女孩，也都把能为嫲嫲做点事情而视为义务和快乐。

摄影：李百军

看到这样的画面，不由得想起娘和大娘和睦相处的情景。

娘和大娘两妯娌之间总是互相尊重，这当然也会给两家孩子带来正面影响。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突然海浮现出一个画面，那是夏末秋初，刚开始收获的季节，我的暑假还没有结束，两家都把掰下的棒槌子（玉米）堆在院子里，晚饭后两家人各自坐在自家这一边，说着笑着，忙着扒棒槌子（即把玉米皮撕下来），一直忙到很晚。那时空气好，没有污染，月明星稀，莹火虫飞来飞去。两家的孩子们也都和大人一起干，边干边听大人们家长里短地聊着，到很晚才各自回到屋里休息。印象中，两家收的玉米都很多，扒皮的时候，每根玉米上都要留下两片叶子，然后把几根系到一起，挂到屋檐下的木杆上，或者剥得光光的，放进院子里用高粱杆扎起的圆形囤里，一直晾晒干了，就可以把玉米粒剥下来处理了，或者用来摊煎饼，或者磨成粉蒸窝头、做粥喝。棒子面粥，即“糊糊”，老家叫“糊涂”，是我自小就人的爱好，到现在我还爱这一口。

嫲嫲在世的时候，二姑每年都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回来住。如果是在冬天，娘、大娘和二姑会在嫲嫲住的北屋里，晒着从门口照进的太阳，或就在北屋门外的暖阳下，做些针线活儿；夏天，收了麦子，种了玉米，锄了头遍地，有一段时间地里的活儿不多，妇女们也相对有了空闲时间，她们会拿着蒲团坐在过道里，那里有穿堂风，凉快。她们坐到一起，一边纳鞋底，或者搓麻线，一边说着话，什么都说。渴了，她们会让我拿着罐子去井上打水给她们喝。那时全村每条街都有一口供吃水的井，我们后街的井就在街西头去我家菜园的路边上。从我记事起，后街的人都吃那口井的水。那口井不但历史久，井里的水也特别好喝，夏天打上来就可以直接喝，不但冰凉，而且甜甜的，不亚于现在的冰镇饮料。当然，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到了如今，不但地下水水位不断降低，而且还有土壤的污染，即使还有水，水质也肯定大不如前了。

我印象中，娘和大娘还有二姑，就像亲姐妹一样，聚到一块儿，其乐融融。有一次，也是她们三人，好像还有邻居家一个姐姐，听到村里有人结婚，就吩咐我去看。等我回来，她们问：“新媳妇怎么样？”我不假思索就回答说：“长得俊，但是脚有点大。”她们听了，哈哈大笑。我小时候，妇女还都是要裹脚的，以脚小为美。娘的脚就小，大娘身材稍矮一些，因而脚更小。大娘家的大姐小时也曾被要求裹脚，一是不久就迎来了解放，不再提倡，二是因为大爷身体不好，地里的活，包括推车子、挑扁担，都得由大姐来做，最终放弃裏脚。她出嫁的时候，按乡间风俗，得让男孩去送，这任务便落到了我的身上。出嫁前送嫁妆，家乡土语叫YANFANG，主要指陪送的家具床上用品等。用“房”这个字不用说，而二声YAN字怎么写，说不清楚。我揣测，或许得用“延”，合起来叫 “延房”。“延”字的本意是“延长”，又可引申为“延续”。把这些娘家的东西与女儿一起到婆家，也就有了家的延长或延续之意。也是按乡俗，这里闺女出嫁后头一次回门，又得由家中男孩去叫，生了孩子以后头一次去看望，送“旺胄米”（实际是一些营养品），自然也都是我的事。

像这样的事情，我还为叔伯二大爷家的喜春姐姐做过。喜春姐有事，也经常到我家来征求家父的意见。我看到，她对家父是非常尊重的，一般都是言听计从。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家父在本家族中主心骨的地位和影响。

我拉拉杂杂说这些事情，是想说明爷娘不光是孝敬老人做得好，在“孝”上为人楷模，在处理兄弟和妯娌关系上，在“悌”字上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从广义来说，我们老家也是孔孟之乡。孔子非常重视孝悌，即孝敬父母和友爱兄弟姊妹，认为这是做人和做学问的根本。爷娘的榜样所诠释和教育我们要认识到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我小时候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而且也学着去做，进而受益终生。

再看爷娘是怎样处理同族亲及邻里关系的。

在我来到世上之后，叔伯大爷家也有了一个男孩叫礼堂，只小我几个月。我大爷家里，先有五个女孩，后来有了儿子丰堂。加上我的三个弟弟，我们就成了一个团队。以前每年春节，都起得特别早，吃过饺子，我就和几个弟弟一起出去给长辈拜年。我身为老大，自然被尊为“队长”，每次都走在最前面。礼堂的孙

小时候，爷娘就是这样教我怎样给长辈拜年磕头的。

子可禹来北京玩，交流中提起此事，他告诉我，现在咱们家族的小辈还是结成一个队，春节一大早就一起去给老辈们拜年。不过，时过境迁，世易时移，各种变化还是不少的。最早的记忆是，我穿着棉袍子，是娘做的，有意做得长一点，以备来年春节再穿。袍子是带大襟的，里面缝了个大口袋，我把每家老人给的花生装在里面，没过几家就装满了，回家倒出来再去别家。这时爷就坐在一边笑我。更多的记忆是，一一拜过回到家里，爷和娘就会检查，点着名地问，是否全都去过了，如果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就让我们坐下来暖和暖和，否则，如果落掉了哪家的老人，还得补拜。当然，爷娘是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知道，从血缘来讲，我们与哪些家是近的。比如，祖父那一辈，主要是六爷爷继光公等。他家对门住着宗仁大爷。他在村里享受“五保户”的待遇。现在才知道，他的父亲是位老红军。与他们住在同一条南北小街上的有宗福大爷和宗祜二大爷，还有宗利三大爷。从这条小街最北头往东，再走到头，就宗成二大爷和宗刚四大爷家。还有好几位大爷、大娘，都是必须要拜的，因为是同一个家堂的老人，包括出我们家大门往西不远的宗江三大爷等。爷对继光六爷爷和六嫲嫲是非常尊重的，受其影响，我自然也是，不但春节，只要是放寒暑假和工作后回去探亲，我都自觉地去看他们。他们过世之后，对这一家的宗义大爷、宗新二叔和宗文三叔，以至他们的后代富堂、洪堂、山堂、建堂，自然也都是亲近的，我们之间基本上继承了上辈人之间的感情。其他，如同宝堂哥、连堂弟等等，也是如此。

还有一家，每年春节爷娘都让我必须去拜的，那就是宗洪大叔和宗亮二叔家，他们的母亲，我也叫六嫲嫲。在这位六嫲嫲过世之后，我对这两位叔和婶子也是很敬重的。因为他们对我家有恩。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之后，各家都去食堂吃饭，不多久发现难以维持下去了，只好改为各家到食堂领回家吃，那是有限量的。爷告诉我，生产队里是宗洪大叔管分配，每次去食堂领干粮，他都要多给一点，实际上只是半拉窝头。用现在的眼光看，半拉窝头算什么！可在当时，那可是能救命的。爷对我说这些事的时候，话语当中充满了对这位好心大叔的感激之情。从此我记住了他，每次回家都去看看他，他去世之后，就去看大婶。还有就是我二姑家。可能因为东朱阳的地多土质好的缘故，他们那里的粮食没有紧张到我们村这种程度。实在揭不开锅的时候，爷就去二姑家“借”。二姑和二姑父总是很慷慨地予以帮助，说以后有了就还，没有的话不用还。同样，谈起这件事，爷也是满怀感激的。从此我把这些恩人记在了心里，心想有机会一定报答。爷的话让我学会了感恩。不光是我，我们几兄弟，还有所有姐妹们，对二姑的感情都特别深。这是几十年中形成的，也是爷娘和大爷大娘传给我们的。除了血缘上的亲近，还有感恩二字。

其实，每逢春节都得去拜年的，远不只上面这些老辈和恩人，还有嫲嫲娘家的那些大爷们。也包括后街十字路口以西路南另一个家堂的大爷大娘们，如宗芝大爷、宗宪二大爷等，同住路北的则有宗彦二大娘、宗圣大爷和宗和二大爷等。十字路口以东好多长辈和兄长们。如宗孔大爷、宗宜大爷、宗法二大爷、宗顺二大爷、经堂哥、顺堂哥、怀堂二哥、香堂三哥、起堂哥……敬老尊长，也是向爷学来的。

还有一件事，爷也是教育我学会感恩。那是我上大学以后。自打离开家乡到济南就读，每逢假期都要去巩家桥村去看舅和妗子。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考进山大读大三，每个假期里，爷娘还是为我准备好礼物，让我去舅家看望。大约是大一的时候，爷告诉我说，他去舅家时听说我在潘家埠上学时的教导主任孟庆荣老师已调到巩家桥小学当校长，嘱我去舅家时一定要去看看他。我很快就去拜访了这位老师。我小学毕业没有接着升入初中，而且不是我一个，当年全村十七人毕业，竟然悉数落榜，不能不说学校教学质量存在问题。但我认为主要还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还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六年的功课实际上只学了四年半，教和学都不扎实。好在后来我有了学习机会，顺利地读到了大学。此时想起以前教过我的老师，心里还是感激的。更何况他们对我一直是很鼓励的。其中有在本村上初小时的高明斋、宗培太老师，接着是上高小时的孟庆荣和王秉璋老师。见了孟老师，已经事隔十年，他还记得我，对我说了不少赞许和鼓励的话，让我感动。我把爷的教诲始终记在心里，对中学和大学里的老师，也都非常尊重，有的毕业离校之后多年还保持联系，直到恩师故去。如高中时的赵延吉老师，大学期间的金诗伯老师。对金老师，我曾写信向省领导反映过他的情况和困难，有关部门接受了我的建议，改善了他的生活待遇，安排他为省政协委员，也算是对他的一丝回报吧。

在家族来说，爷在世的时候，哪家有什么重大问题需要决定和想办法，常会来找爷来商讨。第一，当然是他的威望使然；第二，是因为他人生阅历丰富，经验多，确实也能为别人想出办法，提出好的建议；第三，他待人诚恳，对别家的困难，就像自己家的一样。急人所急，以帮助别人为快乐，这是爷留给我们的又一笔宝贵遗产。

说完了家族、近邻、亲戚，再说村里。

在村里，爷的名气很大。从我懂事起就看到，家里经常有他的朋友来一起喝茶抽烟，一聊就是大半天，或者到很晚才散去。有一年，娘给爷做了一件白衬衫，可没有见爷穿过。我问娘是怎么回事，娘说那件衣服让村里的张某某拿走了。那是父亲的好友之一。除了衣服可以与朋友共享，还有家里养的金鱼和鸟、种的花等等，朋友来随便拿，任意取。有好吃的东西也从来不抠门。记得有一回爷去赶杨善集，说要买花生给我们吃，但从集上回来没看到花生。娘便问，爷说在路上让别人看到，都吃光了。至于烟酒茶叶等，更是这样。

爷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夏天，他在院里放个大缸，盛满了水，缸底放个大花盆，盆里栽上睡莲，水里养上金鱼。他养的金鱼都很名贵。放暑假了，爷就让我去湾里捞鱼虫。养花也是他的一大爱好和拿手好戏，各种名花和盆景，加起来有几十盆。冬天，在园里新建起来的小北屋就成了他的花房。他养的鸟我大

这种花常让我睹物思人。

都叫不出名，其中有他自己捉的。早年园里只有一间小屋子，他常把一张网拴在树间，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会有画眉之类的撞上去。遇到这样的好事，他会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上一通，然后把鸟小心翼翼地放进笼子里。朋友们来了，看花、观鱼、论鸟，交流经验，就成了一大谈资。当然，这是在家境好的时候。即便后来生活困难了，爷的情趣依然不改，还是寄情于花鸟世界，在苦难中寻求乐趣。直到现在，爷已去世四十年了，村里的后生中还有人说起他的这些爱好。2017年春节，侄辈学强建了一个微信群，名为“西小章魏姓一家亲”。大家在群里互相交流，谈起许多往事，包括对老辈的回忆等。有一位叫学东的，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他还记得小时候到我们家里，看到他的二爷爷在院子里养的鱼，还有花和鸟。他说，在那么困难的年代，人们连饭都吃不饱，但二爷爷却还能有那样的心态和生活态度，让人十分敬佩。我记得，他去世的1978年冬天，天气格外冷，他病倒前就早早地就把心爱的盆栽搬进了小北屋。其中有棵无花果，树冠直径一米开外。其他还有一此些名贵的盆景。睹物思人。直到爷去世四十来年以后，我一看到他生前曾喜欢和呵护过的那些品种的花鸟金鱼，马上就会想起他在院子里侍弄花草、观赏金鱼的身影。

印象当中，爷好像从来没有当过什么村干部，但常常有村干部来家里与爷商讨工作上的事情，请爷帮着出主意。爷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古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爷不这样，能帮助就帮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爷的谋略和眼光，远在一般村民之上。因此之故，不但本村的，邻近村的头头脑脑、三教九流，包括合作化后公社的领导们，也都是我们家的常客。但也只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没听说爷因什么私事求过这位有权的干部。爷用他的行动，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处理公私关系。这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娘也是乐于助人的。比如帮别人剪鞋样、裁衣服等。我们小时候，无论给孩子还是大人，做鞋得先有个鞋样子。我们家人多，留下的鞋样子也多，而且大小齐备，所以常有人来借用，或者请娘帮着另外剪一个。衣服也是自己做。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大闺女、小媳妇来向她请教的格外多。对每个人她都是细心指导。来来往往的人多，但娘从来不背后说人短处，更不会拨弄是非。所以在村里，娘有着极好的口碑。她去世的时候，时任生产队长的怀堂二哥专门有一篇悼词，对娘给了很高的评价。可惜那篇悼词的原稿没有能保存下来。

下面该说说爷娘在对待一些大事方面是如何为我们树立榜样的了。

抗战胜利前夕，爷娘带着我和刚出生不久的二弟回到了老家。他们原以为鬼子的失败已成定局，可以回家过安稳日子了。可事实并非如此。没几天，抓壮丁的就反复来村里，爷就不敢在家住，不知又躲到了何处，家里只剩下娘和我们两个孩子。爷还是和以前那样，夜里从西屋后窗跳进来，天不亮又走了。大娘家二姐还记得，有一回爷白天回来，帮嫲嫲锄草，让她在地头放哨。她一不留神，爷被两个人绑走了。幸好只过了两天，爷就逃了。大爷患有腿疾，不能远走，只好留在家里。有一天，我听到巨大的敲门声，一声接着一声，变成了砸门和撞门。娘本不想开门，但又不知是什么人，怕把门给砸坏了，就抱起弟弟去把门打开了。我则一步不离地跟在娘的身后。门一开，进来一个日本鬼子，手里拿着一把长刀，一句话也不说，直奔东屋。那是大爷和大娘住的房子，大娘带着孩子去了别处，屋里只有大爷一个人，正躺在床上。鬼子走到他床前，把刀高高举了起来，可正要落下的时候，突然又收了回去。接着转身离开。此情此景，把我们兄弟俩吓得大哭。娘则十分镇静，直到鬼子走出了大门，才把二弟从怀里放了下来，一面又搂着我说：“别叫唤（我们小的时候，总把哭称为“叫唤”）了，别害怕了，鬼子走了，不会回来了。”现在想起来，我还为娘在生死关头的镇定自若而惊叹。

没过多久，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爷娘都以为从此天下就太平了，可国民党反动派没过一年就开始向解放区进攻，发动了内战。

在抗战期间，老家临朐早就有八路军的作战部队，也有党的组织。他们一边打鬼子、剿伪军，一边为老百姓谋福利，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解放战争爆发后，我们那一带就成了解放区。我最早听到的歌就是那首有名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不少有名的红歌也陆续学会了，比如一首是歌唱妇女解放的歌，记不得歌名了，歌词还记得：“旧社会，黑鼓隆洞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受苦人，妇女在最底层……”其他的还有不少：“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天上开红花呀……”。正是唱着这样一些革命歌曲，比我大的男孩子都参加了儿童团，扛着红缨枪，在村口查路条。我当时个子不小了，可因为年龄还小，没有能够参加，于是我的人生经历中少了重要的这一笔，实为一大憾事。可爷和娘就不同了。爷所能做的，是把地种好，把更多的粮食交给新成立的民主政府。爷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他因为交的公粮多受到过表扬。

解放临朐城的战役虽然无法与有名的孟良崮一战相比，但打得也十分惨烈。那是1947年夏天，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的大部队，与防守临朐城的国民党李弥部队展开了一场大战。临朐虽然只是一个小城，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为它扼守着我解放军部队向胶济铁路以北转移的大道。再加上有朐山这个制高点（临朐因临近朐山而得名），朐山和县城间又有弥河，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双方你争我夺，战斗持续了八天八夜，雨也下了八天八夜。村里住进了好多解放军。先来的部队四处号房子，就是给后续人员指定住处。我们家的小铺就是其中之一。不光小铺，大门过道里也住了人。人那么多，哪来那么多床？只好用门板代替。我家的门也都卸了下来，给解放军部队的战士们用。这些战士其实也都是十几、二十来岁的孩子，他们对老百姓特别好。在战斗间隙，他们一边休整，一边帮各家挑水、扫院子。娘和许多村民们一样，对他们也好，送水送饭，忙个不停。娘还做了好几双军鞋，通过新成立的妇救会送到了解放军战士们的手里。这是娘最拿手的活儿，自然做得又快又多又好，多次受到表扬。

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心；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爷娘的为人，充分体现了山东人的品格。这就是对父母至孝，对国家至忠，对朋友至诚。谢谢爷娘言传身教，把山东人重伦理、崇礼仪、重义轻利、襟怀坦荡、爱憎分明、堂堂正正、至忠至孝、吃苦耐劳的传统理念和品德传给了我，让我有了做人的根本。

不只是我。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现在都有一个幸福的家，每家都有三代人，加起来共有四五十口人。二三代且不说，就我们六人加上各自的配偶，在道德水平大不如前的当下，在多少人因为贪腐等而被治罪，或者有劣行时刻担心被揭发而吃不好、睡不安，而我们却人人平安。这是我们的福份，更是爷娘教育和影响的结果。

无限之恩

爷娘给了我最宝贵的生命，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他们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宁愿委屈了自己，也不愿让我受委屈。这是多么无私的爱啊！所以我想说，我欠他们无数，他们给我的恩情无限！他们在世的时候，我虽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能够更多地孝敬他们。我现在有了条件，一切都好了不知多少倍，可他们不在了。

但是我想，孝是可以补偿的。即使爷娘不在了，孝心不能断。

孔子曰，孝是“德之本也”，“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头一句的意思是说，孝的本质在于仁德，一个遵从孝道的人，一定是一个有仁德之心的人。后一句是说，尽孝要从爱护自己的身体，避免父母为自己担心，好好侍奉父母开始。然后就是好好工作，为国为民多作贡献。最终则要求“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就要求遵从孝道的人使自己成为有道德的人，成为被后人学习的榜样。按古人的说法，这才是尽孝的最终目的。可以说，我和弟弟、妹妹们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我们的行动可以为证。

父母对我恩重如山。是他们在我读完小学闲在家里的时候，没有让我早些帮他们分担身上的担子，而是把我送到济南继续学业。在我后来看到家庭困难，产生了想中途辍学回家帮爷娘分忧时，又鼓励我，并咬紧牙关让我完成了大学课程。当我十年苦读的时候，他们历尽艰辛，遍尝苦难，可以说无私地付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待我走出了校门，应当加倍回报的时候，却限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无法尽如爷娘所愿。但他们有着“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无私。在一般情况下，爷娘从来不主动要求我们如何回报。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是自觉，只要可能，总是主动把钱寄回家去。我是1965年8月16日来到北京的。所以头一次只拿到了半个月的工资，仅仅二十多元，钱一到手，马上分出一半寄给了家里。我知道爷十分喜好喝茶，每过一段时间，估计家里没有茶叶了，就主动买了寄回去。回家探亲，茶叶更是必带物品。知道爷关心国家大事和时事政治，经常来家里做客的人也和他一样，喜欢纵论天下大事。所以，不等爷开口，我给他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我月工资只有四十五块钱，买这台收音机花了六十多块，那是一分一分攒起来的。给爷带回去，他如获至宝，非常开心。待我又一次回去，爷高兴地说，那是全村最好的一台收音机。证据是，有一次开全村大会，组织社员收听重要广播，公家的那台效果不好，爷把我买的这台拿去，声音又大又清楚，于是这台收音机在村里出了名……

娘也和爷一样，天天为我们做这做那，从来没有向我们提出过任何要求。且不说上学的时候，就是我工作之后娘也还是这样。所以，能为爷娘做点什么，基本上全凭我们自觉。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家时给就娘带回了一件绒衣，那是考虑到娘的身体不好，已经得了气管炎（家乡人俗称的痨病），一到冬天就咳得厉害，能给娘添一件保暖的衣服，娘也许会喜欢。娘看了还没有说什么，爷抢先表态说好，让她赶快穿上试试。过了一会儿，娘说：“觉得暖和多了。”

但是，娘的病不是一件能让她觉得暖和的衣服能解决问题的。我还没有结婚和婚后两地分居的时候，一年有一次半个月的探亲假。每次回来，都看到娘的身体越来越差，尤其是冬天，看到娘躺在床上不停地咳，心里很不是滋味。终年的劳累加上不停地咳嗽，我小时不知多少次为娘洗过或搓过的后背扭曲了，而且半边高了起来。转眼来到了1966年冬天，我突然接到了电报，让我快快回家。当时电信还不发达，有急事发电报是最快的联络方式。也可以打长途，但得到邮局排除等候，往往半天接不通。接通了，也只能打到大队部，那里有全村唯一的电话机。等我到家，看到娘已经被抬到了西屋的明间。老家习俗，人只能死在明间。见状我一下扑了上去，大声的喊着“娘”，只几秒，发现娘还有意识。我立刻把从北京带回去的橙子剥开，用手把汁挤到她的嘴里。接着奇迹出现了，娘的喉咙里发出了轻微的哼哼声。爷和弟弟、妹妹们都围在旁边，马上决定把娘重新抬到床上，脱掉了寿衣，接着娘就能说话了！

就这样，娘挣脱了死神，身体又一天天好了起来。真是一个奇迹。

我小的时候，爷经常嘱咐我，等我长大了，学上完有了工作，就把娘接出去。有他如何孝敬嫲嫲的榜样，我自然知道有条件后该如何孝敬娘。可是，我结婚后两地分居，在单位分不到房子，只能住单身宿舍。如何兑现当年爷对我的要求，也就成了一个问题。没有办法，只能把娘接来临时住住。那是1968年的春天，我出差去杭州，返回时顺便到家里把娘接上。这是娘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北京。我找管房科临时借了一间房，把娘安排下。那时，娘的身体还是不太好，所以首先得给娘看病。之前已经知道有家北京医院，是为中央领导看病的地方，所以就带娘去那里，特地找了中医科的一位老大夫，给娘开了方子。娘那次在北京只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带娘玩的地方有限，但给娘看病抓得很紧，吃了十几副药以后，就看到了效果，等爷写信让娘回去的时候，她的健康状况明显好转，脸上肉多了，皮肤也细嫩了。心里想，娘一定还能来的。

娘来北京以后，二弟臣堂也来了，留下了这张宝贵的合影。这是一张黑白照片，时间久了，三人中间出现了一个圆圈，我把它视为吉兆。

1969年春天，娘回家后不到一年，我就进了五七干校，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建起来的农场，让干部去劳动锻炼。离开北京城，个人消费就少了，除了委托单位财务按月给家里寄一部分，还留下一点存在了单位。原来计划是想为自己买块手表的，工作好几年了，还一直没有手表戴。我妻云英其实更需要一块手表，同样也没有。后来收到了爷的来信，说是决定在园里建新房。这一设想以前听爷讲过。事实上家里也早就开始准备。有一次我回家探亲，正遇上三弟从山上往园里运石料，我还与他一起运过几次。石料是用来打地基的。还有用来砌墙用的墼。这个字读击音，辞海解释为“砖坯”。在老家是把土洇湿了，由一人用锨挖起，放进一个木制长方形框子里，另一人用杵头夯实，再在四个角上磕四个“眼”，码成垛，经晾晒后用来砌墙。那是三弟和四弟合作的结果。一垛连一垛，有好多。这就意味着，新房可能很快就要开建了。

前面提到，爷和大爷分家，爷分到的是南屋和西屋。爷娘的心思我们懂，他们一直盼着能住上北房。收到爷的信，我立刻通知单位，请财务人员把我存下的钱帮我全部寄回家。等我从干校回来探亲的时候，得知园里的五间新房已经建好了。那天爷的心情非常好，亲自带我去看。当时，村里一次能建五大间新房的人家很少，又是建在村头，环境好，视野佳，南望无遮挡，一眼能看到邻村。爷自豪地说：“来往行人见了，都说像是公家盖的。”

我们几个孩子，特别是淑英妹妹最清楚娘的心愿，那就是盼望能住上大北屋。特别是娘生命的最后几年，得了气管炎，后又转为肺气肿，一到冬季就不停地咳嗽，厉害的时候，只能待在屋里，躺在床上，一点阳光也见不到。所以，生前能住进北屋，就成了她最大的一个心愿。所以爷才下决心在园里另建住房。

然而，等新房建好，正在粉刷和装门窗的时候，娘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住就走了！那是我婚后两年多的时候，当我赶回家里，娘已又被抬到西屋明间。还是像上一次一样，我使劲地叫“娘”，但娘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一岁多、刚学会叫“爷爷”、“奶奶”的女儿迎春，在娘的跟前反复叫着“奶奶，奶奶……”爷和我们这些孩子都静静地站在旁边，祈祷还能像上一次那样起死回生。然而，奇迹没有再次发生，阎王爷最终还是把娘带走了。那是1969年冬天。

娘去世两年后，1971年冬天，我已经从干校回到了北京，爷带着我的大女儿迎春来了。我在单位借了一间房，让爷住下，还带他去医院检查过身体，没有发现大的问题，但慎重起见，还是经单位一位领导介绍，到北京有名的西苑中医院请一位名医给他开方调理。要回家的时候，爷告诉我，新房的门窗已经安上了，但是还没有装玻璃。于是我找到了单位管木工房的领导，申请把堆在那里的一些旧玻璃买下。领导二话没说，成全了我。我把那些玻璃像战士打背包一样捆好，爷用双肩背着拿回了家。等我再次回家，爷指着明亮的门窗说：“这些玻璃质量好，特别平，擦干净了从屋子里往外看，所有东西都不变形。”可能当时生产技术不过硬，有不平的玻璃流入市场了吧。

1971年冬天，我与爷在天安门广场留下这张珍贵的合影。他手里牵的是我们的大女儿迎春。

爷的生活，以前大都是靠娘照顾，娘身体不好了，家务重担落到了淑英身上。娘走了，淑英妹嫁了，爷自己连饭都不会做，日子可怎么过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爷让三弟满堂早早结了婚。按照当时家乡新俗，儿子婚后一般都是单独过。但三弟夫妇都是极有孝心的人，尽全力照顾爷。可爷毕竟还是独自一人，连个说体己话的人都没有。好在爷的朋友多，在娘走了几年以后，大家劝他，帮助他，让他把赵家楼村的一位单身老太太高明臻接到了家里。爷先是写信告诉了我，我当然支持。我们不在家，有个新老伴也代替娘来照顾他的生活，那是再好不过来的事情。这就让我们放心了。

我们有了后娘以后，爷又来了一次北京。那是1975年秋天，我们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家，他当然很高兴。看上去，他的精神面貌和身体都比以前好得多。那年他才五十三岁，我高兴地对他说：“看爷现在的样子，至少能活到八十岁。”反倒是我那时候身体不好，患了肝炎，迁延未愈，转成了慢性。请假一休就是半年，然后，为了不被扣工资，去单位上几天班，接着再休。见我身体不好，爷便和同时也来我家的妻的二姐夫一起到一些景点去玩，不让我陪。那是妻带着孩子来北京的第二年，爷看到我们收入低，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把孙子向阳带回了老家，帮我们养了将近一年，到该上学的时候，才由后娘送了回来。听后娘说，儿子太淘气，多次惹爷爷生气。这让我和妻很过意不去。但后来听爷讲他孙子那些故事的时候，看到他眉飞色舞的样子，猜想爷那段时间还是很高兴的。最让他感到欣慰的可能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北京受到很大影响，他孙子正好不在北京，倒是不用为孙子担心。

后娘是1977年9月1日小学开学前带着向阳来北京的，一直呆到天气转冷。那一年，我们已经搬到了同样离单位很近但要好一些的房子。那是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年，我们在楼下的地震棚还没有拆。天气冷了，妻怕她冻着，特地给她做了三表新（表、里、棉花全是新的）的棉袄，其他方面也极力尽儿媳的孝心。后娘则帮我们做做饭，双方处得十分融洽。

意想不到的是，后娘来了还不到四年，爷就病了，得的是肺癌。消息先是由二弟臣堂写信告诉我的，我那时病还没好，仍在休病假。等回到家，看到爷的精神还好，气色也不错，想按原来的计划把他接到北京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第二天，我先带他来到县医院，检查之后，大夫把我一个人留下，指着刚拍的片子上的大块阴影告诉我说，病情已到了晚期，已经没有手术的价值，更不适宜到远处求医，建议在家静养。回家路上爷一直问他得的是什么病，我说是肺炎。他其实已经明白了。我动员他跟我来北京，但他没有答应。我只好说，别想其他的，好好养着，慢慢会好的……

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就难以起床了。即便勉强起来，也只能在我们陪伴下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接着就是各种已经转移的症状，吃喝拉撒全在床上。确实是已经无力回天了。我所能做的，也只有陪着他说说话，讲一些让他高兴的事情，还有就是和弟弟们一起，扶他大小便，为他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爷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常常只能靠止痛药来减轻痛苦。同样的药用多了，很快就不起作用了，于是更换另一种，疼痛又会减轻些。这时爷就平静下来，说自己感觉好多了，还反过来安慰后娘和我们这些孩子。我当时还在单位领导班子中挂个名，在家时间长了，就有人提意见，社领导只好写信催我返京。一辈子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的爷，得知后反复劝我快回。我的计划是，回去上几天班，接着再请假回家。没想到，还没待我返回，噩耗传来！爷没有像娘那样，还有一次从死神那里逃回来的经历。只一次，爷就被死神带走了。难道，难道真的是好人短寿？！

爷走了！用后娘的话说，是我们没有爷了！可我，作为长子，爷走的时候却没有守在他跟前。接到电报我立即往家赶，等我回到村里，送爷的灵车已经开走了……

处理完了爷的后事，我们都尊敬的宗洪大叔主持给我们分了家，同时明确了赡养后娘的责任分工。

爷留下的家产，实际上只有房子，一部分是祖宅，一部分是在园里新建的。祖宅大院里的房子已经破旧，分成两份，我和臣堂主动要了。园里的新房也分成了两份，给了两个弟弟。后来，我们两人商定，把所有房产都送给了两个弟弟。到再后来两个弟弟也重建新房时，拆下的木头和石料便派上了用场。能物尽其用，我是高兴的。

想起爷去世后兄弟分家，要感谢爷的是，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债务，不用像有些人家在分家时还得分债务。

但是留下了继母，需要我们赡养。后娘来我们家的时间很短，与我们之间还没有多深的感情。但是，她是爷留下的人。爷是相信我们的，临终前并没有对我们提出什么要求，说明他相信我们会对她负起责任。而后娘，自己无儿无女，不用她讲，我们也能体会到她对未来的担忧。如何对待她，事先我们几个并没有商量过，但到了分家的时候，意见却是惊人的一致，即各尽所能，把她老人家赡养至终老。我当着她本人和主持分家的宗洪大叔的面说：“请娘放心，我们一定对您负责到底。我们保证让您的生活在村里同龄老人平均水平以上。将来的后事也由我们负全部责任。”我说的这番话就成了我们四兄弟对爷和她本人的共同承诺。接着，又决定了我们四人的具体分工，由在家里的两个弟弟提供粮食，帮助购买冬季取暖用煤和担水等，钱则由我和臣堂分担。臣堂理解我当时困难比他大一些，主动多承担了一部分。就这样，一直到1996年故去，从爷去世后的将近二十年里，我们兄弟忠实践行诺言，年年兑现粮食和钱，而且在很多方面超出了原来指定的项目和份额。特别是三弟和四弟，以及两个弟妹，还有淑英和淑芹两个妹妹，对她照顾得可谓无微不至，她也尽其所能帮他们带孩子等。而我和臣堂，随着收入的增加，还有物价的提高和人民币的贬值，每年给她的钱也相应地不断增加，全然没有想过只按原定的标准执行。后娘对此是感动和感激的。我每次回家，她都表示对我们非常满意。待她突患脑溢血不治而去，从她住的房间里发现了三千多元现金，还有好多好多吃的和用的东西。在场的人评论说，这些东西足可以开一个小卖部。这句话很快就传遍了十里八乡，连我妻在十里开外的大姐村里都有人在传。

爷娘走了以后，我才学会了拍照。这是继母在世时家人团聚的留影。

后娘的葬礼甚至比亲娘的还要隆重体面。整个过程，由村干部帮着操持，接连三天才走完了全部程序。与我常有联系的一位县领导等也来吊唁，留下慰问金，她可谓尽享哀荣了。她的骨灰装进木棺中，与先去的爷娘安放在公墓里同一墓穴中。

我们按照爷的遗愿，把后娘赡养好，让她晚年幸福，处理好她的后事，自然也是尽孝道，也算是给了爷一个满意的交代。

回首往事，至为遗憾的是，想到自己的亲娘和爷活着的时候也没有享受到这么多孝敬和照顾，我们每个人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我们还是常常想起爷和娘。比如有了博客以后，我在清明节写过题为《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小文。有了微信后，每逢父亲节或母亲节来临，我则在群里写几句怀念和纪念的话，常常写着写着就禁不住悲从中来，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还在微信里发过托朋友为他们两人剪贴制作的合影。网友们也在朋友圈里写一些有纪念意义的话。平时，我则把这张合影摆在一个明显的地方，差不多天天都要去看上一眼。弟弟、妹妹们各家也都有了一张。现在，我已经是将近八十的人了。看到差不多同龄的同事和朋友，家里还有九十多甚至百岁老人可以孝敬，从心底里羡慕他们能有这种福气。八一电影厂著名导演翟俊杰在电视里说，他的老母亲九十多了，身体还好，他到外地拍电影，还常把母亲带去；如果母亲在家里，他回来后会先到母亲房里，叫一声“妈！”“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有老母亲可以孝敬，我有福啊！”他的话，感人肺腑。我常想，如果爷娘能活到现在——不用说现在，哪怕能多活十年、二十年，我们兄弟姐妹条件都好了，绝对不会让他们缺这少那，保证让他们能成为至少村里最幸福的老人。可是还没有到这一天，他们就走了，永远地走了。

但是我相信，爷娘是理解我们这些孩子的，他们生前一定领会那是条件所限，而非孩儿孝心缺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写照，而非孩儿们不想给他们更多回报，以报无尽之恩。

爷娘对我们的恩是无尽的，他们的在天之灵在时刻护祐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而我们对爷娘的思念也是无尽的。在爷娘相继离开我们以后，我们一直也在用不同方式表达对他们的思念之情。我多次回家为父母上坟扫墓。在家和县里的两个弟弟一直都按时给他们上坟，每年六七次，每次上坟都替我和臣堂给爷娘烧上一炷香，多烧一些纸。我们共同的心愿是，他们没有赶上好时候，没有看到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没有等到孩子们有更多孝敬他们的能力，他们生前没有多少钱可以花，甚至连吃饱饭的愿望都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那就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上加好。我自己也多次回家为他们上坟扫墓，每次都带去一些北京特产。当我头两本书出版之后，我恭恭敬敬将书摆在他们坟前的供桌上，就像当年从学校回到家里向他们交出成绩单是一样的心情。然后，我一页页撕下来，和纸钱一起烧掉……

1995年，我和弟弟妹妹商定，先给爷娘把碑立上。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村里所有人家的祖坟都被平掉了，然后在村西北比我们家的祖坟更近的地方建立了全村的公墓。爷娘相继去世后就葬在了这里，没有能够与我的曾祖父和祖父这两代老人葬在一起。实际上，曾祖父和祖父的坟头已经看不到了，给他们上坟也只能大体上在原来的坟头附近，象征性地摆上供品。所以，给他们立碑也就难了。先给爷娘立碑，也是无奈之举。为给爷娘立碑，我自己擬写了碑文，概述了爷娘的一生，表达了对他们的无尽思念，然后请时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著名书法家杨萱庭老先生用楷书写就，刻在碑上。正面的字，用的则是隶书。我一生不知写过多少文字，最让我动心动情的，还就是这不到一千字的碑文。

爷娘安息之处，孩儿寄情之所。

给曾祖父母和祖父母立碑的事，我们兄弟并没有忘记。感谢礼堂、丰堂、满堂、君堂，他们费了很大工夫，终于找到了葬在祖坟里各位先人墓穴比较准确的位置，为给他们立碑创造了必备条件。不巧的是，这些石碑立起来后只过了几年，因修路，被逼把他们的遗骨又迁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新址正好与村里的公墓只隔条小路，背山前案，可谓福地。当然，为他们立碑和迁坟，我都专程回去，参与张罗。我们各兄弟和下一代的操劳，算是有了一个理想的结果，也算是替父辈完成了一个心愿。相信爷娘会满意的（但是爷娘和大爷、大娘仍然安息在公墓内原来的地方）。

同时我也相信，在天国的爷娘一直护佑着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有这种能量的。他们看到自己护佑下的孩儿们个个都有一个幸福的家，都过得十分美满，看到小字辈里人才频出，他们定会感到欣慰和骄傲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知道，爷娘为我付出无数，心里盼的是我能有点出息。堪可告慰爷娘在天之灵的是，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养育和培养，这一生也可称小有成就，稍有名气。我的简介刊于四十多种名人辞典之类，《中国姓氏文化名人博览》刊出了约我提供的资料，比较全面和完整地介绍了自曾祖父起家族的情况。一部全国性的《中华魏氏文化大典》收录了我的简介。百年来重修的全县魏氏族谱除了把我封为顾问，在总序中还把我列为全县魏氏后代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几十年中，我的工作几经变动，直到退休之后还又被聘工作了十五年之久。无论退休前还是退休后，无论在本单位还是帮助外单位工作，都赢得了很多荣誉，包括两度获得中国外文局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6年还被评为中央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自己最为珍视的是这最后一项。中央直属机关有三十多个，那次共评出了一百四十八名优秀党员，以在职党员居绝大多数。至于外文局，离退休党员有一千多人，当年只我一人获得这一称号。孩儿想，这一切都是爷娘最想看到的，彰显的是爷娘和祖辈的功德，争得的是家族的荣耀，也算是我对他们尽的一份孝心吧。

我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

在我即将进入八十高龄的时候，我用这么长的篇幅来比较详细地记述爷娘的人生经历，特别是施于我的恩德，爷娘的音容笑貌又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写到动情处，我几度热泪盈眶。这种感情，这种心情，相信子孙后代也会懂的。

关于爷娘，我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仍然觉得言犹未尽，还是用我为一本书写的“后记”中的文字作为结尾吧：

父亲为人谦和、处世大度、襟怀远大、志趣高雅，又以忠孝尚义而名闻乡里。他喜爱种花养鱼，而且常常以花会友、以鱼会友，朋友极多，友情至深。他酷爱喝茶，关心时事，常常泡上一壶好茶，邀几个好友，纵论天下事，不到夜深不散。母亲克勤克俭、平易恬淡，贤妻良母，有口皆碑。她的一手好针线活儿，无人不夸。他们终生务农，但至死也未得温饱。抗战期间，他们带着我逃到异乡，老家只留下祖母和患病的大姑妈。每隔一段时间，父亲便把靠出卖劳动力而挣来的几斤玉米或大豆在夜里偷偷送回去。那时候，临朐县是有名的“无人区”，日本侵略者在这里恶事做绝。为了安全，父亲不得不时常变换住地；夜间潜回家中，更冒生命危险。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回家与祖母团圆。这时家已不成其为家：门窗被毁，院中长满蒿草，屋中什物被抢走。骨瘦如柴的祖母和生活难以自理的大姑妈能熬过那漫漫长夜，已是万幸。

父亲是有名的大孝子，但回家后却不能安心孝敬祖母。因为不久后内战爆发了，他还是不得安宁。为躲避被国民党军队抓捕，只好远走他乡。其间，母亲拖着我、抱着年幼的二弟，在外面东躲西藏。好不容易盼来了解放，家中生活渐趋殷实，陆续又有了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父母把我们都视为掌上明珠。但是世道沧桑，一场场变故，让家中生活又陷艰难。为培育子女成才，更是倾其所有，耗尽全部，本已劳累过度，又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父母身体元气大伤，以致双双早逝，两人都只活到五十几岁！在我请中央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杨萱庭老先生撰写的碑文中说：“二先人辛劳一生，享子孙更多孝敬所未及，国富民强、当今盛世所未见，令后辈叹惋无限。然古人有云：水明知月上，木落见梅香。宗钦、玉华精神与日月同寿，风范共天地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