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简化，郭沫若，地名，陕西之间的关系

优美的中国字，难忘的中国名，每一个地名都能让一部分人涌起思乡情怀，谁都可以说出家乡特产，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乡都有说不完的历史，而我们现在用的文字、地名也有着属于它们的历史。

1964年郭沫若发表的一篇《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推动了中国汉字简化史，也把全国各地改名计划带上了日程。

如今我国绝大多数人都习惯使用简体字，而说起文字简化的历程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郭沫若。

郭沫若对文字简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在我国建国初，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各行各业都需要加快发展的步伐，我国缺少的人各方面的人才，但文盲普遍，具统计文盲率高达80%，妇女文盲率更甚，这非常不利于我国各行各业发展，脱盲计划措施迫在眉睫。

而繁体字书写难度大、原本文字竖写且从右到左的格式不利于教学，等等困难无疑给授课增加难度。

郭沫若一向被放在仅次于鲁迅的位置，甚至被人与鲁迅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

于是同有着医学基础的郭沫若为解决这一难题，根据自己医学经验为文字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

他率先从人眼视觉角度的方面，优化了原本的书写格式。

帮助之后文字改革工作得到积极顺利开展。

郭沫若推动进一步文字简化

1952年的文字改革计划的顺利实施，并没有让郭沫若先生停止对文字探究的脚步。

他在12年后，为进一步强调文字的作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一文。这篇文章进一步为中国文字的前路指明了清晰方向，也是全国多数地区改名的主要推手。

文章梳理概括下来主要有4点内容，每一个都切实可行也利于新中国文化的建设。

1、缩减文字字数。

郭沫若先生指出文字太多学习带来的困难，他说：

“我对汉字是有深厚的感情的。但它的字数太多，读音不准确。我虽然使用了它已经六十多年，而直到现在还会遇到不认识的字，非得查字典不可。”

连文学大佬郭沫若都认不全的汉字，文字总数之大也是初学习者的拦路虎。

2、用汉字改革缩短减轻学生负担，缩短教育年限。

“毫无疑问，汉字必须继续加以整理，以减轻初学者的负担，并以便利一般的应用。”这时候我国得到教育的人还在少数，我国急需培养出人才为国效力，而汉字简化无疑会缩短培养人才的时间。

3、拼音和普通话的推广更便于交流。

4、美而富有独创性的汉字，是永远不会度弃的。

每一点都具有前瞻性，令人叹服，也成功说服了国家对文字开始实行进一步简化任务。

1964 年的5月，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颁布《简化字总表》

同时为了响应简化文字的号召，简化各地难认、生僻地名的任务也被划上日程。

其中消失的地名像是：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李白诗句中的江城就是我们现在的湖北武汉。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在众多诗句中活跃的长安便是陕西西安的前身。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甘肃敦煌。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金陵——江苏南京。

这些在影视剧上活跃的地名都是已经被替换过的。

当然还有很多城市都改过地名。

那为什么那么多被更改的地名我们单单提出的是陕西？却没有说其他城市？

很简单，按照时间顺序

陕西14个地名改名原因

因为郭沫若先生发表文章推动了汉字的简化，这个时期对于汉字简化的历程非常重要，说它是大幅度地名更改的原因也不为过。

开始执行更改地名的文学工作者们也不确定最先选择哪个省，但经过对比发现陕西文化悠久，地名中不乏难认生僻的字，所以陕西被选中，做为国家更改地名的实验省份。

用千年的陕西地名就此被更改。

而陕西改名是郭沫若发表文字4个多月后。

所以很容易看出文字简化和地名更改是有因果关系的。

陕西作为被改地名先驱当然值得被单独拿来说一说。

陕西做为实验省份很配合国家的工作，按照文章中说的“应该大力压缩通用汉字的数量”“好些生僻字眼的地名，请把它们换成同音的常用字”的要求，更改了14个地名。

陕西被改的地名像是：

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鄠县改为户县，郃阳县改为合阳县……

我们先不说这些地名改的好不好，最起码看起来更好认了，于是从1965年地名用字顺应社会用字简化的趋势，由繁变简，总字次为8361，相较1954年减少了7.5%

这让文字工作者觉着陕西带头改的感觉不错。

实验地区改名计划的完美结束

于是之后不同时段其它省份陆陆续续的也开始改一些生僻字地名。

如此庞大的更改地名会被所有人都赞同嘛？当然不是，也不是一番风顺的把所有生僻地名都改了。

一些史书上优美又饱有含义的地名“长安、阳关……”的消失也让不少人感叹。

其中不乏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更改地名的赞同与反对点

被人称赞的地名更改有很多，如陕西的“盩厔”就改为“周至”，这个地名就让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的称赞，他说，周至是“同音替代”最成功的例子。

而在久远的历史中，一些曾被统治过的地名有些含有征服、低人一等的意思，这些地名的存在会有歧视偏见的意味。

如：云南省“平彝县”改为“富源县”，“镇南县”改为“南华县”。这种地名用字的更改不仅帮助当地居民树立了身份的认同感，同时也利于各民族之间友好相处。

“清理重名”更改地名也是主要工作之一，地名重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交际的混乱，我国地名管理有关部门对重名地名进行了清理。

如：甘肃省庆城县原作“庆阳县”因与其上级隶属单位“庆阳市”重名，故于2002年更名为“庆城县”。

像这些地名的更改那是非常值得令人肯定的。

但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反对也不一定是错的，反对声音大多也是要有理有据才能被人拿来讨论的，要瞎扯的话谁会理你？其中像是：

一些人认为有的地名既可以表示附近的高山低谷、江河湖海，也可以记录当地富有特色的物产。如果不考虑地名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随意更名换字，会对地名的含义造成很大的伤害。

如：陕西省勉县原作“沔县”，命名源于附近“沔水”，“沔”字的部首（水）”便是这一个很好带有联想的地名存在。在1964年，“沔”字改写为意义无关的同音字“勉”后，我们便失去了地名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联想。

再比如陕西省佳县，原名“葭县”，通过“葭”的部首“（草）”，其他人可以推测该地的地名与植物有关更优美一些。以同音字“佳”代替“葭”，地名原本的含义将无从得知。

还有人认为一些具有历史含义和系统性，更改之后浅显化反而不利于中国文化传承。

这些反对意见也成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经过时间的验证一些地方后来又恢复了旧名，如“波阳县”2003年经民政部批准改回“鄱
阳县”，陕西户县在2016年撤县成为西安市的一个区后，改叫鄠邑区，也是回到了从前。

如果要用个别改回地名的案例来证明改变地名的措施不对，那就太极端了。

改变地名是为了人民的方便，改回地名也是为了人民的方便。

从地名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出重大变化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的改变只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

其实不仅仅是地名的简化有人反对，对文字的简化更多人有不同意见。

近些年对于文字的反对声音，真的是对的嘛？

近年来，网络上不断出现恢复繁体字的声音，不少人发表反对简化字的理由。

甚至出现了“親（亲）不见、愛（爱）无心、產（产）不生、厰（厂）空空……

不得不服网友们的脑洞和观察力。

但细究一下这些大多表面看起来蛮有意思，但明显是以偏概全。

无疑，我国汉字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但我们不能从忽视发展的角度看文字。

这类讽刺简化字的网络段子，可以看出他们对有部分简化字的不满意，很多人跟风，觉得他们说的也有点意思啊，甚至有的两会委员把这个想法纳入到提案当中。

做为文化大国的文字工作者又真的没考虑过这些嘛？肯定不是，不要盲目跟风需要向那些不明就里者阐述汉字简化的必要性，突出汉字简化的重要性和必然趋势，从而坚定人们使用简化字的信心。

汉字简化是社会进步必然的结果。

很多人以为汉字简化是从近代开始的，其实并不是，汉字简化的过程曲折而又漫长，其历史可追溯到殷商时期。汉字最初是源于图画记事的象形文字，一个文字就像一幅画，写起来十分复杂。

后来经过了三次汉字简化的大运动，从而大体有了今天简化字的模样。

第一次汉字简化始于商朝的晚期。

第二次简化是汉代的隶变。

第三次则是近现代汉字的简化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

而网友们争论的繁体字，便是第三次简化前的文字，是我们先辈经过几十年努力的结果。

当初简化文字并不是以“简”为主，也是经过历史考证的。

那些网络段子中列举出来的字并简化汉字运动才变成现在的样子。如“爱”字，是颜真卿的书法作品中就有今天的“爱”的字形；“无”字，是早在东汉时期成书的《说文解字》中就已经出现。

对于文字，不应该为了批判而批判，在批判之前还清搞清楚历史渊源。

汉字简化的曲折过程实际上是字形与字义的较量。

对于两方面的平衡我国文字工作者已经努力做到最好了。

反对简化字、提倡恢复繁体字，应该从文字利弊多方面因素考虑，现在显然是利大于弊的。

现在正处于新时代，在新时代的变迁下汉字简化有利于电子屏幕的阅读、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给那些学中文要死要活的外国友人一条活路、有利于受众基础的发展，从简化字带来的多方面优势看我们不难得出，汉字简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时代进步独一无二的选择。